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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业险遭“阉割”,麦克阿瑟大搞“土改”】

【日本工业险遭“阉割”,麦克阿瑟大搞“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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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东宣传处
  • 发布时间:2016-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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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业险遭“阉割”,麦克阿瑟大搞“土改”】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在战争中,日本全国财富的40%,直接或间接地毁于战火,经济已经全面破产。当美军浩浩荡荡地开进日本时,美国占领军最高长官麦克阿瑟收到了华盛顿的一项明确指示:“你对日本经济的复兴和强化不负任何责任。要向日本国民明确表示,你对日本应当维持一个什么样的特定生活水平也不必负责。”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不同于德国,美、苏、英、法对德国实行的是直接军事统治,在日本,占领军是通过日本政府实施间接统治,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才能拥有对日本人民进行直接统治的权力。面对天皇存废问题,麦克阿瑟在日本期间的直接生活感受,使他确信保留天皇制度将有利于美国的“间接统治”。他还系统地研究了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实行军事统治的历史经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几乎所有的军事占领都孕育着未来新的战争”,天皇在日本已被演绎成神的化身,虽然日本战败,但天皇的感召力“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因此,如果废除天皇,那美国将背上充满敌意的沉重包袱,无限期地管理面临崩溃的7000万人口。

  日本政府在战争中早就习惯了受军方的指挥,它不像一个决策机构,而更像是一个执行机构,所以当美国占领军替代了日本军方,日本政府完全没有障碍地与占领军进行了合作。

  美国对日本最初的态度与对德国类似,就是从根本上摧毁日本再次挑起战争的工业潜力和战争意志。为此,美国对日本同样准备了一套日本版的“摩根索计划”。美国的目标是,战后日本工业的生产规模大体上只能以1931年“九一八”事件前后的水平为限,将日本的工业能力降低到一个初级工业化的水平,仅能满足自身经济的低水平运行,而不至于给美国人增加占领成本。同时,为了迫使日本向亚洲曾被侵略的国家提供赔偿,大量的工业设施将被拆除,作为向这些受害国提供实物赔偿的手段。美军制定了日本工业拆除的“黑名单”,在名单上出现的企业总数为1100个,少于德国1600家的规模,这既是美军对日本战略轰炸更加彻底的体现,也反应了日本工业弱于德国工业的现实。

  除了对日本进行工业“阉割”之外,美国占领当局认为,日本军阀得以发动战争的另外一大根源,就是多年来在学校系统中对青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制度。因此,跟随美国占领军一起来到日本的,还有大批美国的教育学家。美国占领当局一方面逮捕了东条英机等战犯,另一方面则着手在教育系统中将“军国主义”思想的鼓吹者们立刻清除出去。美国教育家们开始制定思想内容在教材中的方向,明确了什么样的观念是日本的年轻人应该接受的。

  与此同时,美国占领当局也准备对日本的财阀体系动刀子。但是,这里面存在着许多蹊跷的地方,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这四大财阀显然是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和财源基础,所谓“解散财阀”,仅仅将财阀们的持股公司打破,但是财阀体系中最核心的财阀银行,却毫发未伤地保留下来。这些财阀银行家族与华尔街和伦敦城的国际银行家们,有着上百年的交情,三井家族甚至在明治维新之前就与国际银行家们的关系非同寻常。所谓“刑不上大夫”,当刀落到财阀们的头上时,总有意外的无形之手化解了严刑峻法,这种力量不只是来源于日本政府,也出自占领当局背后的势力。如同德国的银行家在支持纳粹的同时,也在巴塞尔与英美银行家们打得火热一样,他们在战后同样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

  日本战前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中,贷款仅占12.8%,但战后的1951年,企业发展对贷款的依赖度高达62.8%。这无疑大大强化了财阀银行对企业的影响力。当日本与美国签订《旧金山合约》之后,重新获得了国家独立,日本于1953年修改了麦克阿瑟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允许企业竞争对手彼此持股,实际上相当于允许财阀被分拆的企业重新组合起来。修改后的法律允许银行可持有企业股份的比例从5%提高到10%,这样一来,一个以财阀银行为中心,原财阀企业们纷纷采取相互持股的战略同盟就形成了,财阀银行不但同样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而且还向财阀同盟公司提供更加优惠的贷款,极大地强化了财阀体系这一利益共同体。事实上,财阀银行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从前的财阀持股公司,起到了财阀集团的战略制定、战术协调和利益枢纽的核心作用。

  财阀银行不仅从居民的储蓄中筹措资金,同时也逐渐借重中央银行的贷款。如此一来,财阀体系比从前能够动员的经济资源更大,进入的领域更多,面临的竞争更小,组织体系更加灵活。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三井集团。三井银行、三井信托、三井生命保险、大正海上火灾保险等三井系的金融机构联合起来,对三井矿山、三井金属、三井物产、三井造船、三井不动产、三井石油化学、王子造纸等三井系企业优先给予贷款。从组织上看,虽然没有从前的财阀持股公司存在,但三井系的头头们却以交换情报为目的,以“二木会”的名义定期集会,其密切程度不亚于前财阀企业集团。

  日本最大的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资本合计总额占全国的25.4%,十大财阀占到35.2%。在原计划分拆的325家企业中,最终只有11家被打散,其中三菱重工被分拆为三家后,又重新合并起来。

  正是由于财阀银行的完好无损,在日本结束被占领状态之后,原财阀旗下的企业们,很快就在财阀银行的周围重新聚集起来,再次从幕后主导着日本战后的经济政治舞台。

  1946年,苏联拒绝加入美元体系,冷战开始升温。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工业“阉割”计划,同时踩了刹车。

  从1947年到1950年,日本工业被拆除的规模大大缩小,其设备总额不过1.6亿美元。日本得以保留了最重要的工业实力。这与德国所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没有这些保留下来的工业实力,日本战后快速复兴谈何容易。由于战争赔偿所涉及的工业设备拆除被压缩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亚洲各国没有获得战争巨大损失所必要的补偿,这使得日本在经济发展中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得以轻装上阵,快速崛起。

  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另外一个重大举措,就是1945年12月发布的“农地解放指令”,在日本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土地改革”运动。可以说没有农业的生产力释放,也很难有日本后来的工业崛起。

  日本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与中国大致相同,日本战前的工业化,也是必须从农业获得资本积累,当本国农业的产出无法满足工业原料供应时,急速发展的帝国工业,迫使日本政府向中国和东南亚大举侵略扩张,以获得工业原材料、粮食和石油的供给,同时为日本工业产品提供大举倾销的市场。在战后,当日本丧失掉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和占领区时,不仅断绝了工业原材料的来源,也丧失了消费品的市场。明治维新以来的工业化积累,在战火中耗损殆尽。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农业生产的继续低迷,将迫使占领军当局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养活自己的日本,这将成为美国人长期的经济负担。

  麦克阿瑟在日本发动的“土地改革”,是由政府强制性收购地主的佃耕土地,然后平价卖给佃农,这也是日本国内早就期盼的改革,不过,在日本财阀、军阀与地主结成同盟的帝国时代,土改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只有在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才有足够的动机和力量,一举摧毁了日本千年以来,地主阶层垄断多数土地的制度。佃农第一次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一半或更多的粮食地租,这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热情,农业产量屡创历史新高。战后的一段时间,农民的生产力甚至高于城市。农民在市场中高价出售粮食,从而赚得了相当的财富,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占人口一半的农民在随后的20年中,逐步减少到人口的1/3,但农业生产却增加了一倍。由此可见,土地改革对农业的巨大促进作用。

  也正是由于“土改”的成功,使得日本在1948年及随后的年份里,迎来了农业的繁荣,不仅缓解了粮食短缺和通货膨胀,而且支持了日本轻工业的十年恢复。

  不过,在经济出现真正的复苏之前,日本还必须解决通货膨胀的难题。

  【“倾斜生产计划”,带来了煤钢和通胀】

  1945年战后初期,日本与德国的经济处境大体相同。在战争中,日本共有119个城市化为废墟,毁于战火的住房达236万栋,900万人流离失所。近一半的工业设备、道路、桥梁、港湾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工业生产急剧下降,1946年仅相当于战前的30%。在战争中,日本的货币流通总量暴涨了24倍以上,黑市物价平均飙升了29倍。1945年农业歉收,大米产量只有往年的60%。严重的粮食危机、极端的物资短缺、恶性的通货膨胀,引发了日本接连不断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政局持续动荡。

  当美国占领军当局宣布停止日本军工生产时,大批军工企业立刻面临断炊的危机,机械、化学、冶金等配套的工业部门也基本停顿下来。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军事及配套工业一旦停摆,大规模失业将如影随形,再加上海外军队和移民纷纷回国,日本的失业人口一度高达1130万人。物资短缺、粮食匮乏、通货膨胀,迫使政府严厉实施定量供给,而这一措施几乎毫无疑问地将刺激黑市价格如火箭一般蹿升。

  日本银行体系在战争中,向军事工业发放的贷款高达贷款总额的一半,特别是6大银行的军工贷款更占到90%的惊人比例,这些贷款已铁定成为无法回收的烂账,战争结束之日,也就是这些银行破产之时。为挽救银行体系和整个经济局势,日本政府在宣布投降的当天就发表声明,在允许银行客户继续自由取款的同时,也允许金融机构为企业继续提供新的巨额贷款。这种无视坏账的存在,继续发放巨额贷款的行为,无疑又将加剧通货膨胀的恶化。

  1946年,日本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危险之中,恶性通货膨胀如果不能迅速控制,革命与暴动的可能性就会与日俱增。

  在如此恶性的通胀下,日本民众急切地希望取出银行存款,迅速购买各类黑市商品来保护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储蓄,银行挤兑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银行严重恶化的资产负债,哪里还经得起民众的挤兑?日本政府在财阀们的急迫要求下,向美国占领当局请求紧急应对通胀危机,麦克阿瑟也担心如果问题继续恶化,可能引发日本大规模的骚乱,甚至爆发革命二因此,麦克阿瑟立刻责成日本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制止危机的爆发。

  1946年2月,日本政府出台了“金融紧急措施”,发行新日元,回收旧日元,民众必须在限期内将所有旧日元,存入银行的储蓄账户,在账户中兑换成新日元,但最多只能取出500新日元作为日常开销,这一数字几乎只能维持极端贫困的生活状态。政府用冻结存款的方式,暂时缓解了即将爆发的银行挤兑危机,用以旧换新所形成的货币流通剧减,来压制黑市物价的狂涨。从短期效果看,物价疯涨的局面被短暂遏制,从而渡过了一个金融危机的鬼门关;但从长期看,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与1948年6月德国的货币改革相比,德国以1个新马克换10个旧马克,银行在资产与负债两个方向上同时削减10倍,用“平衡票据”(未来的国债)来置换银行资产,虽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财富再分配问题,但一步到位地消灭了通货膨胀的货币根源。虽然惨烈,但也不失为一种“长痛不如短痛”的根治疗法。而日本的“金融紧急措施”,则完全是为了应急,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只是延迟了问题的爆发。

  如何有效利用这一难得的“延时”来根治通货膨胀呢?如果不愿从收缩货币入手,那么就必须从增加商品供应来突破。这就是日本政府推出的“倾斜生产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的就是集中有限的资源,增加煤钢生产。由于煤炭是工业的能源,而钢铁是工业的原料,有了这两种物资,就能带动其他工业部门恢复运转。

  1946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大约为战前的30%,如果生产能恢复到60%,日本政府认为大量增加的商品就会抵消过剩货币的冲击,如此便可结束通货膨胀。只有制止通胀,才能真正开始经济复苏。要达到这一目标,煤炭生产必须由20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为此,需要占领军当局为钢铁部门提供重油和铁砂,然后以增产的钢铁来供应煤炭部门,促进煤炭增加生产,再以煤炭进一步推动钢铁。

  在这个思路指导下,政府开始集中所有财源,于1947年1月专门设立了“复兴金融公库”。公库的资金来源就是中央银行的信贷,最终则体现为政府的财政赤字。在1947~1948年,公库一共放贷1259亿日元,占整个工业信贷的1/3。另外,政府还从预算中拨出850亿日元的巨额资金(占预算总额的12%),来向“倾斜生产”的企业进行价差补助。煤炭工业得到了475亿日元的贷款,约占公库全部贷款总额的38%。有钱自然好办事,结果1947年煤炭生产应声增长了近30%,同期的钢产量也增长了21%。1948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初步好转的迹象。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54.6%,其中煤炭达到90%,钢铁49.2%,基本达到了事先设定的目标。

  不过,实现这一“倾斜生产”的代价,就是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钞票泛滥,钢铁和煤炭是有了,但轻工业生产消费品的原料仍然受制于1947年的农业。日本当年的轻工业与中国类似,在石油化工产业尚未启动的情况下,轻工业的原料来源严重依赖农业。此时,日本的“土改”才刚刚开始,农业增产的效果在1948年之后才会逐渐体现出来,而“倾斜生产”所造成的更大规模的货币泛滥,与尚在卡壳状态的轻工业瓶颈之间的脆弱平衡,在1947年和1948年再度被破坏,通货膨胀如脱缰的野马,又一次失去了控制。日本批发物价的上涨在1947年和1948年分别达到了193%和167%之多。

  这一政策最终的效果是,大财阀体系的企业们,利用国家的资金和人民的储蓄,重新实现了资本积累,恢复了在战争中损失掉的部分实力,他们的贷款负担在恶性通胀中被迅速冲销,最终把通货膨胀的灾难留给人民和储蓄者。这实质上就是一种财富的抢劫,而且是在国家指导下的公然抢劫!结果,日本爆发了1948年的“三月斗争”,全国罢工人数高达100万人,在日本历史上规模空前。与此同时,政府机关和公共团体的公务人员也掀起了大规模抗争。

  “倾斜生产”非但没有倾倒出大量的消费品,反而倾倒出更为猛烈的通胀,以及大规模的政治动荡。

  美国人不干了!日本人这不是胡来吗?玩财政赤字的火,最终必然带来恶性通胀和社会动乱的灾难!

  【道奇路线,日元投入美元帝国的怀抱】

  1948年底,美国银行家道奇来到了日本。道奇刚在德国参与了6月的马克改革,此刻风尘仆仆地赶来东京,面对日本的恶性通胀,再看日本的财政政策,不禁心头火起。这与他策划的德国马克改革的思路相距甚远。

  当日本政府官员对他大谈特谈工业生产恢复得如何喜人之时,道奇毫不客气地指出:“夸耀生产指数提高和出口增加是愚蠢透顶的行为,因为实际上这不过是美国援助的资金、(日本大藏省)补助金和赤字扩大的表现而已。”他作了一个有名的比喻,“日本经济好像骑在竹马上一样,竹马的一条腿是美国援助,另一条腿则是国内的资金补助机构。把竹马的腿弄得过长,就有摔倒而将脖子折断的危险,现在必须迅速把马腿缩短”。

  日本内部此时也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意见是稳定是复苏的必要条件,必须首先制止通货膨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没有复兴就没有稳定,必须扩大生产才能重建经济。后者其实是支持通胀的观点。大财阀们显然是希望国家继续实施大规模财政赤字,从而使他们继续获得巨额资金和补贴,实现更大的资本积累,通胀的代价自然由普通日本人来承受。在大财阀的影响下,日本政府迟迟不愿削减财政赤字。

  美国人终于急了!

  在看出了日本财阀相当顽固的态度后,美国政府和占领军当局断然采取了强硬措施,公然站到了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央,在没有通知日本政府的情况下,以美国政府直接指令的形式,于1948年12月18日,以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向日本国民宣布了“稳定经济九项原则”,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道奇路线”。日本政界为之哗然。

  “道奇路线”的核心就是:平衡预算、限制信贷、改革税制、推出单一汇率。

  麦克阿瑟在给日本吉田首相的“书简”中,以极其强硬的态度和严厉的措辞,要求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执行上述原则,作为向日本提供巨额援助的美国,麦克阿瑟认为有权要求日本忍受困苦,甚至暂时放弃一部分自由与权利,绝对不允许出现反对“九项原则”的思想和政治活动。

  大财阀们群情激奋,日本政局波涛汹涌,吉田内阁完全搞不定日本国会中势力强大的反对派。为此,麦克阿瑟秘授机宜,干脆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吉田的新内阁终于获得了国会众院绝对多数的支持,“道奇路线”开始实施。

  由于大财阀们在经济复苏阶段中,实行了铁血式残酷的资本积累,日本工人的工资被压得太低,以至于众议院大选时,日本共产党大举获胜,高达35人当选,引发了美国和日本政府的惊恐。因此,遏制通货膨胀,提高工人工资,增加货币实质购买力,已经升格为政治问题。道奇在美国众议院作证时指出,“与经济稳定有关的真正问题,是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的反应。当前日本的重要问题,是保证政治和工资的稳定,维持一种能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的较高生活水平,为此,必须提高实际工资,重要的是提高货币的购买力,归根到底是提高粮食配额和棉制品的销售量”。

  在这里,道奇强调的粮食和棉织品问题,正是土地改革和轻工业的瓶颈。中国在五六十年代所遭遇的农业生产和轻工业的困难,在此时的日本,也是矛盾的焦点。

  根据道奇在德国的货币改革经验,他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财政赤字,不消灭赤字,就无法除掉通货膨胀的根源。因此,他首先查看了日本政府赤字的原因,结果发现,1948年度的预算只是在一般会计上采取了平衡的形式,但是在特别会计上则是1500亿日元的庞大赤字。在道奇所制订的1949年度预算中,将税收大幅提高,将政府开支尽可能削减,从而得到一份不仅综合平衡,没有赤字,而且还有2570亿日元巨额盈余的“超平衡预算”,盈余高达财政支出的14%。这笔巨额盈余在偿还债务的同时,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资金,既遏制了通胀,又增加了银行的资本金。

  由于“道奇路线”反对“复兴金融公库”的变相财政赤字的做法,因此,公库从1949年起完全停止了新贷款,并开始回收过去的放贷。这一招,消除了引发通胀的一个主要来源。

  正如道奇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援助和政府补贴,是日本经济“竹马的两条腿”,如何锯短这两条腿呢?道奇首先停止了“复兴金融公库”的贷款,这一项节省了1259亿日元的支出,但是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大财阀的利益,将财政补贴增加了一倍,抵消了道奇的努力。道奇只能在美国援助上再动脑筋。

  1948年美国对日本的援助总额为4.6亿美元,1949年增加到5.34亿美元,这些援助主要是美国过剩的粮食和石油、医疗产品和棉花,在日本轻工业消费品和能源严重短缺的市场中,抛售美国援助物资可以获得惊人的暴利。如果以1美元:360日元的汇率折算,1949年美援物资相当于1922亿日元的规模,远远超过“复兴金融公库”和财政补贴的金额。

  对于这样一笔巨款,美国此前基本上是让日本政府自己做主怎么花,现在道奇却要利用这一杠杆来实现“道奇路线”的意图。

  于是,美国设立了“回头资金”制度,要求日本政府将销售美援物资所得来的货款,存入特别会计账户,由占领军当局管理。日本政府只有在获得美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逐笔使用这笔“回头资金”。道奇设下了资金使用范围仅限于偿还政府债务和经济建设的直接投资。这样,美国将日本财政收入中的一大笔资金牢牢地控制起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迫使日本政府和大财阀们更加俯首帖耳。

  从1949年到1951年,“回头资金”总共支出了3165亿日元,其中偿还政府债务和购买公债占35%,企业投资占65%。

  其中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和购买公债的1118亿日元,对回收流动性和控制通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政策的实质,与60年代初陈云和刘少奇提出的“高价商品”、“高对高,低对低”回笼货币的策略大同小异,道奇无非是将美援的粮食、石油、医药、棉花等日本市场的紧俏商品作为“高价商品”,在抛售中回笼超发的日元,然后将这些回笼资金清偿政府债务,从而消灭部分过剩的货币,大大缓解通胀膨胀的压力。1946年9月,日本货币流通总量为644亿日元,1947年底为2191亿元。“回头资金”回笼货币的规模对货币流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企业投资中,“回头资金”没有继续大幅投向大财阀们所聚集的“煤钢”产业,而是大力投向电力、海运、电报电话、国营铁路等基础设施,在严厉紧缩的“道奇路线”中,财政投资是企业获得资金的大头,而“回头资金”占财政资金的70%,可以说这笔钱成了美国控制日本财政、金融、工业的强大工具。

  美国援助的实质,其实就是将美国过剩的粮食和商品转移给日本,作为一种“恩赐”,美国赚足了日本政府的感激;再用这种“恩赐”的物资来回笼超发货币,又实现了控制恶性通胀的目的,赢得了日本人民的好感;最后,“恩赐”再转化为“回头资金”的投资,作为政治杠杆来制伏日本的各派政治势力,镇住了大财阀们的过度贪婪。美国人将援助发挥到了“一鱼三吃”的最高境界!

  道奇路线的另外一根支柱就是单一汇率。战后一段时间内,日本的经济与外部世界几乎完全隔离,占领军当局控制着一切对外的经济活动,任何一笔对外贸易都需要事先征得美方的同意,而且每笔交易所涉及的货币汇率各有不同,这样一来就切断了日本商品大量出口的途径。

  单一汇率就可统一混乱的货币兑换状况,整合日本的出口经济部门。由于日本国内消费力不足,市场狭小,原料和石油来源又主要依赖海外,不扩大对外贸易,日本的经济将很难真正发展。关键的问题在于,日元与美元到底定在什么样的比价,才能使日本经济真正受益。

  以日本最早实现出口的产品缝纫机为例,由于国内农业萧条,棉花原料短缺,导致轻工业的棉布供应不足,当然这也会制约缝纫机行业的规模,因而产品成本居高不下。1949年缝纫机在日本的制造成本为24000日元,而其离岸价为40美元,这样的价格在国际上才能具备一定竞争力,因此,1美元相当于600日元,才能使得出口成为可能。

  但是在道奇计划中,美国人单方面制定的单一汇率为1美元:360日元,这样日本缝纫机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就变成了66.67美元,竞争力将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只有通过补贴才能抵消汇率过高的不利因素,保证出口贸易的顺利发展。当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后,随着经济的复苏,两年之内,缝纫机的月产量从3万台迅速增加到13万台,生产成本则不断下降,当政府不再补贴时,日本的企业照样能够实现利润。到1960年,缝纫机的制造成本从26000日元直降到4300日元,在国际市场中卖到十几美元还能赚钱,此时,日本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变得难以抗衡。

  单一汇率尽管开始对日本并不十分有利,但一旦靠上了美元帝国所贯通的世界市场,那么日益增长的生产规模和不断下降的成本,将逐渐抵消汇率的不利影响,而后,固定汇率将越来越有利于日本的出口贸易。

  道奇路线奠定了平衡的预算,缓解了通胀压力,实现了单一汇率,这一切只是建成了日本经济起飞的跑道,真正起飞所需要的加速度,还是来源于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

  “朝鲜景气”为日本带来了23亿美元的超级战争红利。棉纺业的十大公司的利润增加了9~19倍,其中90%的利润形成了资本积累,钢铁、化纤和造纸业取得了相似的利润增长。再加上美国给日本提供的18亿美元的援助,日本在归顺美元帝国的选择中,在1945年到1955年的十年经济恢复阶段,总共获得了41亿美元的“好处费”。不过,背靠着急速扩大的国际市场,日本工业的规模迅猛扩大,同时,日本从世界所吸纳的海量新技术,进一步提高了日本产业的利润率,对美元帝国的依附所赢来的海外订单“红利”,远远超过了美国真金白银的援助。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工业化的变轨与加速】

  日本工业化的底子虽然是明治维新时就打下的,但到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已经被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大大地甩在了后面。8年战争下来,日本的国民经济全面转向战争机器,工业化的深度与广度,已严重落后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考虑让日本生产重武器系统,以便就近供应朝鲜战场,但美国的工业专家到日本考察了一圈之后,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日本的工业技术已严重落后,根本无法满足美军的需要。

  当1955年来临之时,中国的工业化在苏联的帮助下,正在迅速接近世界水平;而日本虽然从战后的废墟中,成功地完成了复苏,但却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浅工业复苏”,重工业的技术水准,甚至不如中国直接引进的苏联最先进的工厂。如果从硬件条件看,中日双方大体处于同一工业化的水平上。

  但是,这一年也是中日工业化发展战略错位的关键拐点。中国仍把钢铁视为工业化的核心,而日本却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电子工业和石油化工的重要性,并将自动化作为新的发展目标。这种战略眼光的差距,在随后的15年中,把中日之间的差距扩大到难以追赶的程度。

  日本人对新产业的顿悟,让他们意识到原来的战争行为是多么愚蠢,石油在世界市场的充分供应,使占领中国东北煤炭能源基地显得毫无必要,石油化工带来的廉价、丰富、优质的合成橡胶,让南下掠夺东南亚天然橡胶的军事行动成了不可理喻的冒险。在石油化工成千上万的衍生品海洋里,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几乎获得了充分的满足。日本决心放弃军事侵略的立国传统,因为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好处。

  石油化工取代了农业,成为轻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电子工业和自动化则是工业化的加速器,有了这两个撒手锏,只要石油来源由美国保证,日本通过工业产品来征服世界,就远比用军刀马靴要简单得多。

  中国和法国一样,虽然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经济。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战略之下,1960年日本人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通产省的经济战略眼光,远高于中国当时的计划经济制定者,他们首先在重化工业中,指定应该优先发展的种类。其中包括:石油精炼、石油化工、人造纤维、机动车、工业机械、飞机、电子工业等。然后给这些行业提供绝对的保护和发展援助。为了避免国外产品对这些日本战略行业的激烈竞争,通产省拿出了进口限额、进口许可证、高关税、对国内产品优惠的商业税等五花八门的贸易保护手段。

  当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后,直接的财政补贴过于扎眼,对于战略行业的发展,日本通产省怪招迭出,令人防不胜防。当造船业需要补贴时,政府不方便直接出钱,而这时日本市场上食糖的价格很高,利润丰厚,政府就对造船业提供食糖进口许可证,让他们在国内食糖市场中赚足了差价,作为政府的变相补贴。仅这一招,就让日本造船业的出口价格降低了20%~30%。

  为了加快战略行业的快速发展,日本开始了疯狂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浪潮。在进口最新机械的补助金制度上,实行进口价的一半由政府出,国内同类厂商的成本,政府也支付一半的财政补贴。对企业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加速设备更新,扩大资本积累。日本政府规定,企业购入新设备的当年,就可以提取相当于设备价格50%的折旧费,从利润总额中扣除,不须纳税。在政府的鼓励下,各企业竞相增加投资,更新设备。1961年,民营企业的设备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竟高达23%!此外,日本发展银行和日本进出口银行等政府财政机构,还为战略行业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而且贷款的成本在利润中被先期扣除,因而也不需要纳税。

  通过各种政策和金融手段,日本企业在世界发达国家中的税负最轻,1972年日本企业总税负为21.2%,美国是28.1%,德国则高达36%。

  政府、工业家和金融家采取了密切合作的方式,那些被指定为国家战略性的工业,受到政府的精细保护和悉心扶持。对于这些行业,通产省和大藏省为企业提出详尽的行政指导,当他们认为产量过高时,就会建议企业减产,当他们认为投资过多时,会提出投资调整。企业也愿意接受这些指导,它们总是蜂拥在政府周围,以获得好处。政府对一些企业极为偏爱,对另一些则非常冷酷。即便是政府的意见或通知,只要是来自通产省,任何企业都害怕如果不遵守,可能就会被打入冷宫。

  日本央行在提供信用时的“窗口指导”,也是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行政指导。它与政府对整个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相当于经济政策的金融版。央行对各家银行的放款总额设置一定的上限,当各银行来到央行窗口时,这种指示是一种“单纯的暗示”,但是,这种暗示却总是被无条件地接受。在各银行贷款总额受到行政制约的条件下,它们将优先贷给财阀客户。对于大藏省来说,资金的供应是基于特定政策的考虑而采取分配形式的,利率只是第二位的因素。

  通过十年的发展,日本的产业结构朝高利润率的方向急剧转化。在工业领域中,重化工的利润率高于轻工业,重化工业1955年占日本经济总量的51%,1965年达到了64%,1975年则高达75%,创发达国家的最高纪录。从1950年到1969年,日本的工业生产扩大了17倍,其中老产品比重仅占60%,而新产品,特别是电子和石油化工产品的比重则急速扩大。

  日本经济的发展模式与西方自由市场竞争的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计划性的特点十分鲜明。日本政府在工业化变轨与加速的关键转折关头,高瞻远瞩、魄力惊人,对战略性行业的支持力度堪称成功的典范。正确的战略、完美的执行、悉心的指导、大力的扶持和精细的保护,是日本战略产业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要素。

  关于竞争,日本的观念与西方迥然不同。日本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但不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是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公司雇员之间的和谐,对公司的献身精神,是被日本社会认为值得提倡的,而公司雇员之间的竞争则不被鼓励。所以在国内,日本企业集团存在着竞争;而在国外,则体现为日本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与外国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

  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曾骄傲地升华了日本的奇迹:“‘凯恩斯先生曾在1937年讲过这样一段话,根据过去的经验,生活水平每年平均提高1%以上是不现实的。即使有很多发明创造,能够提高得更多些,我们的社会对于1%以上的增长率,也是不能轻易地使自己和它相适应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英国大概有过一两次生活水平按年均1%的速度提高的时候。但是,一般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按平均年率计算,总多少要低于1%。’凯恩斯的这番话是在20世纪阴暗的30年代中期说的,他在演讲之际或许在心理上受到了当时的悲观主义的影响。然而,历史却可以证明,大英帝国从1860年到1913年这光辉的半个世纪里,每人实际收入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9%。因而,当时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怀疑凯恩斯的这一看法……(但是日本)至少到1973年,平均每人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在20年问几乎一直保持在年率8%以上的水平。面对这一事实,凯恩斯将何言以对呢?”

  即便考虑到1860~1913年的半个世纪中,英国执行的纯正金本位的坚挺英镑,与1945~1971年,金汇兑本位下与疲软美元之间的货币贬值因素,人们也必须公认日本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的确大大高于英国人的时代。不过,一个客观因素是当年的工业革命并没有摆脱对农业的天然依赖,1%以下的收入增长,真实地体现了农业增长潜力的极限。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经济的实际增长仅在零的上下波动,这就是为什么农业社会上千年的社会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只有在50年代以后,当石油化工产品大规模取代农业原料,从而突破了轻工业的增长瓶颈时,国民收入才具备了以更高速度增长的可能。

  工业化曾给西方带来了繁荣和富裕,工业化进程中,各国对原材料和市场的争夺,也给世界带来了战争与灾难。当工业化开始在东方扩散后,世界经济与金钱的权力天平,开始向东方倾斜。中国与日本,无论选择哪种路径,也不管要经受何种挫折,前进的方向始终是通过工业化来实现富裕和强大的梦想。亚洲的所有国家,将陆续跟进这一历史的洪流。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与壮大,将日益打破美国战后一家独大的局面,世界将越来越呈现出战国时代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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