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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蛇形渐进,通往欧洲合众国的欧元之路

第六章 蛇形渐进,通往欧洲合众国的欧元之路

  • 分类:
  • 作者:
  • 来源:东宣传处
  • 发布时间:2016-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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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蛇形渐进,通往欧洲合众国的欧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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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六章 蛇形渐进,通往欧洲合众国的欧元之路

      【本章导读】

      目前,欧元正在陷入严重的困境:欧债危机似乎已无法化解,欧盟内部争吵不断,欧元解体论甚嚣尘上。美国人有些幸灾乐祸,中国人显得无所适从,国际金融市场熊气漫天,经济学家们莫衷一是。

      欧元会解体吗?欧洲一体化会中断吗?世界经济会脱轨吗?

      为了找到正确答案,我们必须重新回顾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认真审视欧元诞生的历程。

      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就是德法争夺欧洲大陆主宰权的历史,也是在美苏霸权的挤压下,欧洲试图重新崛起的历史。伴随着这一进程,欧洲始终存在着两种主要势力之间的博弈,这就是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较量。

      国际主义的背后代表了金钱的权力,主权边界阻挡了资本自由流动的意志。国家主义则继承了传统的主权思想,力图约束金权的崛起。在超主权理念与国家利益的反复博弈中,欧洲货币联盟在曲折中艰难地不断进化。

      政治民主与金融独裁这一对新矛盾,与德国重新崛起与法国如何制衡的老矛盾,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错综复杂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从煤钢联盟的诞生,到《维纳计划》的推出,从蛇形汇率机制的运作,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实施,从《德洛尔报告》的发布,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从欧洲货币单位的制定,到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欧元在蛇形渐进的道路上,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终于修成正果。

      但是,欧元并没有解决欧洲的问题,而是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没有统一的欧洲财政部,就无法克服当前的欧元危机。没有最终的欧洲合众国,欧盟一体化的目标就没有实现。

      欧元仍在继续进化着!

      【祸起萧墙,戴高乐下台;风云急转,欧洲整合提速】

      1968年3月,在法国人的挑头下,爆发了全世界对美国黄金储备的大挤兑。戴高乐发誓要将美元拉下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推翻布雷顿森林王朝,改革全球货币制度,法国领导下的欧洲必须获得更大的金融权力。

      就在美国“黄金互助总库”完全崩溃,戴高乐即将对美国黄金储备发动总攻的关键时刻,法国国内突然发生了“5月风暴”,不仅法郎遭到了美元的绝地反击而一溃千里,而且戴高乐上台以来从美国挤兑来的黄金,也被美国重新拿回了相当多的部分。

      在危机最严重的5月底,巴黎游行的学生和市民打出了“戴高乐下台”的口号,国家机器几近瘫痪。对政局失去控制的戴高乐,甚至连他的总理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都没有通知,就于5月29日突然“失踪”,他连夜逃往了法国驻德国的军事基地。很明显,在戴高乐看来,在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突如其来的“5月风暴”旨在逼迫他下台。美国人对他的痛恨非常自然,但国内的某些政治势力,甚至在他自己的政府内部,对他所坚持的“法兰西至上”的政策,心怀不满的也大有人在。

      在戴高乐掌权的10年里,欧洲合众国的理想基本在原地踏步。超主权的“煤钢联盟”和欧洲经济共同体,都是“莫内圈子”在戴高乐上台之前搞出来的,戴高乐不反对欧洲联盟,也支持与德国和好,但前提不是丧失法兰西的主权,而是让法国成为欧洲马车的驾车人,让德国人来拉车。对英国两次申请加入欧共体都被戴高乐否决之事,“莫内圈子”的人更是怒不可遏。问题很清楚,戴高乐不除,欧洲合众国的理想根本就没戏。

      戴高乐一手栽培起来的总理蓬皮杜,也是“莫内圈子”的积极分子。

      蓬皮杜早年就读于巴黎著名的路易勒格朗中学(Lycee Louis le Grand),与塞内加尔后来的开国总统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是同窗挚友,与大名鼎鼎的盖·罗斯柴尔德也是校友。盖·罗斯柴尔德后来成为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掌门人,继承祖业成为法兰西银行的董事,执掌中央银行的大权,同时拥有法国工业领域众多公司的股权,是法国金融与工业的巨头。

      蓬皮杜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二战爆发后,蓬皮杜曾一度当兵参战,法国战败后,再度回到学校教书。1944年,当蓬皮杜得知自己的一位同学已经是戴高乐身边的幕僚长时,立刻给他写信,希望能谋得一官半职。在同学的引荐下,蓬皮杜最初的工作就是将法国所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加以总结,并形成一页纸的情况概述,每天发给戴高乐供其参考。很快,蓬皮杜对复杂事件的深入剖析能力,高度精准的语言风格,都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戴高乐组建了自己的政党法国人民联盟,而蓬皮杜就成为已经辞职下野的戴高乐与他的政党之间的主要联络官,1948年后蓬皮杜还兼任戴高乐私人办公室的主任。

      戴高乐1946年下野后,一直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结果他等了整整12年。在这段时间里,蓬皮杜一直是戴高乐无话不谈的心腹重臣。尽管不在台上,但戴高乐在法国人民中的巨大声望,使他随时有可能再度掌握法国的命运。

      从来就笃信“永远与国王散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烧着当权派的热灶,同时也没忘了戴高乐这一潜在“优质股”的冷灶。法国海外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危机日渐严重,而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军队首领们,几乎都是戴高乐当年搞“自由法国”流亡政府时的老班底,危机恶化到一定程度时,恐怕法国只有戴高乐,才能控制得了法国的政局。

      1954年,盖·罗斯柴尔德找到了他从前的私人导师,此人不仅与蓬皮杜是老朋友,而且就在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罗斯柴尔德希望将戴高乐的心腹蓬皮杜挖过来。最初,蓬皮杜有些犹豫,毕竟他只教过中学,对银行业务更是一窍不通,到罗家的银行恐怕难以胜任。不过,蓬皮杜转念一想,自己苦等戴高乐上台已经8年了,天知道最终会不会有结果,不如到大名鼎鼎的罗家银行开辟一条未来人生的光明大道。

      不能不承认,蓬皮杜具有非凡的智商和学习能力。他本来在银行中只是一个闲职,罗斯柴尔德也并没有希望他在金融业务中能有什么重大成就;但是,蓬皮杜在短短两年内,从一个看不懂资产负债表的门外汉,逐渐介入核心业务。正如戴高乐对蓬皮杜留下的深刻印象一样,罗斯柴尔德对这个校友,也不得不刮目相看。蓬皮杜不仅能够迅速抓住生意中的要害,而且往往能迅速找到问题的突破手段。结果,蓬皮杜在罗家银行中的地位与日俱增,深得罗斯柴尔德的信任。从1956年到1962年,蓬皮杜当上了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总经理,并且受罗斯柴尔德委派,担任了另外几家大公司的董事,代表罗家银行发号施令。

      1958年戴高乐果然东山再起,蓬皮杜奉召参与了第五共和国的宪法起草,并继续为戴高乐出谋划策。此时,他的建议中已经很自然地考虑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1962年,戴高乐总统力排众议,举荐从未有资深政绩的蓬皮杜出任法国总理。以往历任法国总理要么是在选举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要么在政府部长的位置上从政多年,而蓬皮杜却是从罗斯柴尔德银行总经理的位置上,一步登上了法国总理的大位。从此,蓬皮杜成为了戴高乐主义的重要执行人,在总理位置上一干就是六年,创下四代法国政坛总理的任期之最。在这六年中,蓬皮杜不动声色地选拔和安插自己的人脉,逐渐控制了法国政府的主要核心部门。

      当1968年“5月风暴”来临时,戴高乐突然发现,各部部长对总统居然群起而攻之,他已经无法控制政府,而蓬皮杜则大权在握。惊慌之余,戴高乐只能玩“失踪”,不敢让部长们知道他的行踪。他跑到法国驻德国的军事基地,就是想看看法国军队到底支持谁,再定进退。当获得了法国军方的支持后,戴高乐重返巴黎,宣布举行6月议会的重新选举,结果戴高乐主义者大获全胜。在重获支持后,戴高乐立刻罢免了蓬皮杜的总理职务。法国政坛一片惊呼,大家原以为蓬皮杜是戴高乐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两人关系一向很不错,只有戴高乐心知肚明,究竟是谁搞出“5月风暴”,以及风暴的原因。

      对于自己被解职,蓬皮杜“委屈”地声称,这是戴高乐犯下的一个错误。此时,在法国人心目中,和平解决了“5月风暴”的蓬皮杜,忍辱负重,忠诚坚定,不计个人得失,在形象上已经超过了老迈固执的戴高乐。

      尽管戴高乐主义赢得了议会选举,但胜利者却不是戴高乐。法国人已经开始呼吁进入一个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时代。1969年,戴高乐的改革议会和地方政府的主张被全民投票否决,心灰意冷之下,只有宣布辞职。

      蓬皮杜自然成为法国人万众期待的新总统。他的隐忍和策略,赢得了民心,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蓬皮杜所推行的“戴高乐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抽去了“法兰西至上”精神核心的“修正主义”。他和“莫内圈子”中的同道者们,在摆脱了戴高乐的掣肘之后,开始大踏步地推进欧洲合众国的进程。

      对于蓬皮杜和他背后的金融势力集团而言,废除主权边界,资本自由流动,金融不受管制是最大的理想!让资本来控制国家,而非国家控制资本,是最重要的核心理念!超主权的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废除主权!欧洲人联合起来,共同反抗美国的压迫,则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口号。

      此时,欧洲政治舞台中心的三个人物,法国总统蓬皮杜,德国总理勃兰特和英国首相希斯,全部是“莫内圈子”的积极分子,推动欧洲整合的政治时机,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1969年4月,戴高乐刚下台,欢欣鼓舞的英、德、法首脑就在12月齐集海牙,召开欧共体峰会,会议决定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英国突然受到欧洲大陆的热烈欢迎。1973年,欧共体一下子吸纳了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盟,从初创时的6个国家,变成了9国联盟。

      在海牙会议上,另一项重大举措就是设计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的战略框架,并最终形成了1970年IO月推出了《维纳报告》。皮埃尔·维纳(Pierre Werner)是卢森堡的首相兼财政部长,受欧共体执委会的委托,由他出面组织各国专家成立欧洲货币联盟委员会,提供一个综合性的货币战略,旨在保护欧洲利益,以对抗美国对欧洲利益的漠不关心,甚至是刻意对抗,同时也是为了平衡德国的经济与工业实力。

      《维纳报告》中提出,要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的一些关键权力(包括财政预算和货币政策),将最终从各国议会、政府和中央银行手中,向欧共体内部成立的新机构进行转移。

      报告建议分三个阶段来实现经济货币联盟。第一步就是稳定汇率,为各成员国经济确立共同的指导方针,协调各国财政预算政策。最后一个阶段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永久固定各国汇率,成员国实现一致的经济政策,建立欧共体统一的中央银行。但是,如何实现中间的过渡阶段,报告中却语焉不详。

      英格兰银行在研究了《维纳报告》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欧洲货币联盟计划都具有深远的革命性意义。简单地说,它就是要以单一货币为杠杆,来创建一个欧洲联邦。成员国经济管理的所有基本工具,包括财政、货币、收入分配和地区发展政策,最终都要移交给欧洲联邦权力机构。”

      这就是目前新闻中被大肆炒作的“欧洲经济政府”或“欧洲财政部”的设想源头,其实,这根本不是欧债危机爆发后出现的新想法,而是40年前早已制订好的计划!

      正当“莫内圈子”欢欣鼓舞,欧洲整合加速升温的关键时刻,美元与黄金脱钩,由此带来了全面的经济混乱。欧洲整合的进程被迫发生重大调整。

      【美债帝国开张不利,卖粮草“赔了夫人又折兵”】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篡金自立”,开启了美债帝国的货币大贬值时代。

      随着“美金”变成了“没金”,世界货币市场陷入了空前混乱。人们争先恐后地逃离美元,资本大规模涌向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寻求避难。为扭转美元信心濒于崩盘的危险局面,尼克松宣布了减税,冻结工资和物价90天,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以确保美国商品不会因不公平的汇率,而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由于美元超发造成的大幅贬值,进而导致全球汇率紊乱,在尼克松的嘴里,却变成了其他国家在刻意操纵汇率,在贸易中试图夺走美国人的饭碗。看来,美国颠倒黑白的汇率操纵指责,并非今日的发明!但是,这样本末倒置的逻辑,连美国人自己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当美联储主席伯恩斯警告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美国的贸易伙伴可能会报复的时候,康纳利轻蔑地回答:“随他们去吧,他们能怎样?”

      但是,来自欧洲的愤怒是明确而坚定的,欧洲人毫不含糊地表示,欧洲的中央银行们已经很不情愿持有美元,如果美国不同意重新确立稳定的汇率机制,同时取消莫须有的进口附加税,欧美紧张的情绪将演变为对抗。

      美元一步到位彻底踢开黄金的意图,遭到了欧洲的激烈反弹。美国不得不采取了缓兵之计。1971年12月,在华盛顿召开了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会议,形成了“史密森协议”,美元与黄金从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贬值到38美元,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10%。

      世界货币市场恢复了短暂的平静。1972年,美国故态重萌,毫无捍卫“史密森协议”之意的美国,继续降低利率刺激经济,美元再度陷入被大规模抛售的危机。到1973年2月,美元进一步贬值10%,美元兑黄金贬到了42.22美元。世界再一次陷入了混乱。

      为了缓解世界对美元的恐慌情绪,美国急于扭转国际收支逆差的窘境。在德国和日本强大的工业竞争力面前,美元大幅贬值了23%,仍然稳不住贸易溃败的阵脚。1972年,苏联农业面临着灾难性的收成,美国暂时顾不得冷战的对立了,慌忙中抓住了向苏联出口农产品这根救命稻草。

      1933年美国《农业调整法案》以来,为了保证农场主的利益,政府常年倒贴农业,大量高价收购农产品,用于对海外提供美国援助。苏联的农业歉收,正值美国农产品出现了过剩,结果双方一拍即合。1972年7月8日,美苏发布了农业交易声明,苏联将在3年中向美国购买7.5亿美元的农产品。

      苏联的农业问题根深蒂固,由来已久,1972年的农业灾难,远比政府的估计更为严重,仅在当年夏天,苏联就向美国大举购买了10亿美元的农产品,其中小麦的购买量相当于美国全部产量的1/4!

      美国人原来有自己的小算盘,苏联没有多少外汇储备,因此如此大规模的粮食购买,必然迫使苏联像20世纪60年代中那样大举出售黄金。按照苏联人对粮食的需求来看,起码需要在市场上抛售800吨以上的黄金。如此一来,世界黄金价格必然暴跌,美元地位将大为强化。所以,苏联的农产品购买量是多多益善。

      但是,美国人没有料到,苏联人进口美国农产品的惊人胃口,对美国国内市场价格造成了远超过预想的巨大冲击。美国的粮食价格开始飙升,物价指数节节上扬,席卷全国的通货膨胀骤然来临。

      更让美国人懊恼的是,苏联人没有如美国人期盼的那样大量抛售黄金,而是转而取道向欧洲美元市场借钱。欧洲人此刻正为拿着太多美元这个烫手的山芋而闹心,苏联人来借,真是大喜过望,条件自然是大大的优惠。1972年2月,苏联向意大利大举借贷7年期的6亿美元,利息仅为6%,5月再向欧洲银行借贷10亿美元,利息仅比伦敦市场利息高3/8个百分点。欧洲美元,本来就是美国的通胀输出工具,这一次被苏联人巧为利用,玩了个美元通胀回流,以欧洲美元支付了美国的粮食。结果,美国陷入了粮少钱多、通胀加剧、美元疲软加剧的恶性循环。

      美国人向苏联出售粮食,居然变成了以粮食回笼过剩美元的“义举”,这引发了国内通货膨胀倒灌效应,美国经济承受了巨大压力。这可是“负责任的大国”才会采用的利他行为,但这绝不是美国政府的初衷!1973年6月,美国的综合物价指数上扬了15%,食品价格飙升了50%!“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美国政府,被迫开始管制农产品出口,农业部下令,所有7月3日以后的出口粮食订单,将无法获得出口许可证,何时恢复出口需等待后续通知。

      这一下,世界粮食市场开始沸腾了。粮食价格的暴涨,终于引发了更严重的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石油危机让工业国家脱轨】

      美元贬值和粮食价格上涨,启动了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粮食进口国,也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都被通胀的冲击波震得天旋地转。

      1973年美元再度10%的贬值,造成了阿拉伯国家3.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损失,通货膨胀吃掉了他们储蓄中5.25亿美元的购买力,1973年石油输出国遭到了8.75亿美元的财富掠夺。

      石油输出国被激怒了,他们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储蓄被通货膨胀所生吞活剥。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更增加了石油输出国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愤怒。他们断然对美国、荷兰和丹麦进行石油禁运,直至这些国家不再公然支持以色列,同时宣称,凡是给美国军事基地提供支援的欧洲国家,也将被列入石油禁运的黑名单。于是,英国只让美军的飞机从基地起飞,但不能再降落;德国不让运送美国军火的轮船靠岸;意大利要求以色列退还所有占领地区。在欧洲的美军基地遭到了全面冻结。

      西欧需要石油,而中东国家需要工业化,两者的经济进行深度整合完全合乎逻辑,这样一来,欧洲就会逐渐脱离美国设定的经济行星的轨道。当欧洲经济逐渐与中东石油输出国和非洲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深度整合,实现自主发展的时候,一个比英镑当年割据更具危险性的货币势力范围,将出现在美国的面前。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欧洲与中东、非洲都直接依赖美国,而他们之间的任何相互依赖,都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美国对世界的控制。

      英帝国当年的阴影对美国的影响实在太大,当意识到欧洲独立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后,基辛格于1973年12月匆匆赶往欧洲。基辛格不希望欧洲与中东之间发生超越它们和美国的关系,因而强烈要求“联合应对能源危机”,而且在欧洲与中东协商任何议题之前,美国都必须拥有“参议”权。

      欧洲人并没有买基辛格的账,而是强调“世界发展将越来越集中的权力和责任,交到了少数强权国家手中,这意味着欧洲必须团结起来,对外发出一种声音,只有如此,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恰如其分的角色”。

      为了将欧洲拉回美国的轨道,美国在石油危机后4个月就启动了国际能源署(IEA),在美国人的设计中,这一机构相当于“石油进口国组织”,以抗衡“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力。如果政治和经济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美国甚至准备动用战争手段来对付中东石油输出国。中东国家则警告欧洲和日本,如果遭到军事打击,它们将破坏油井、输油管道和港口设施,确保西方石油中断至少一年。欧洲国家大惊失色,这对美国影响虽大,但美国自己也有大量油田可以开发,另外可以在中南美洲、非洲和其他地区增加石油进口,弥补能源缺口。但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欧洲经济就惨了。因此,当美国国防部威胁如果石油禁运持续下去,美国可能动用军事力量打击中东国家时,欧洲各国立刻跳了出来进行斡旋。

      不仅如此,法国人还来到科威特,以援建石油化工和炼油项目为交换,确保法国的原油供应。在沙特,法国人与沙特政府签署了未来20年56亿桶原油供应的协议,交换条件仍然是石油化工与炼油厂项目。法国人的石油外交搞得有声有色。

      当美国人提出“新大西洋伙伴关系”,试图继续将欧洲限定在美国设计的轨道上时,欧洲再度发出统一的声音,将与阿拉伯国家进行广泛的合作。美国人气得大骂欧洲人背叛。

      石油危机将欧美战后同盟关系撕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缝。

      比石油禁运更持久的经济影响是油价。石油输出国将油价从1971年初的1.8~2.48美元一桶,提高到年底的10美元一桶,这并非完全因为制裁西方,同时也包括了对美元贬值,特别是粮食进口价格暴涨,所造成的外汇储备缩水进行补偿。

      石油早已不仅仅是一种能源,更是工业化国家新的经济增长基础。石油价格的四倍上涨,将大幅提高石油化工行业的原料价格,同时石油化工的原料产品,又是汽车、电子、电器、纺织等几乎一切最终消费品的原材料来源,石油的突然短缺和价格的大幅暴涨,对已经变轨到石油工业经济的发达国家,顷刻间造成了破坏力极大的经济内伤。就像粮食危机对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工业化的冲击一样,石油危机将迫使工业和交通的燃料成本飙升,石油化工产业萧条,轻工业原材料价格暴涨,最终传导到市场上的结果就是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发展停滞。70年代全球出现的滞涨,正是石油工业经济遭遇瓶颈的后果。

      越是重化工产业发达的国家,在石油危机中所承受的打击就越严重。美国是石油化工最早和最大的工业国,在危机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4%。60年代实行“国民财富倍增计划”的日本,将石油化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在以出口为导向的消费品生产中,在国内遭遇了原材料瓶颈,而在国际上则面对消费市场不振的困境,结果,日本工业生产下降多达20%。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同时进入了衰退或低速增长阶段。战后西方国家的高速增长和经济繁荣,遭遇到工业化变轨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石油危机逼迫各国去寻找替代石油的清洁能源,实际上,仅仅是能源突破,并不能化解西方经济增长的原材料瓶颈,这就是轻工业对石油化工原料的依赖。原子能、太阳能、风能、水能或潮汐发电,仅仅从能源入手,企图替代石油,引发一场新的经济革命,可惜这种尝试不会获得经济增长的重大突破。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整整20年中,欧美日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都陷入了低增长的困境,主要原因就是缺少重大和根本性的技术与原材料的突破,缺乏类似四五十年代石油的巨大发现所带来的强烈的经济刺激。

      人类的工业革命,其实仅仅是将能源从木材转化为煤炭和石油,将原材料从土地上的农产品和天然材料,转变为以石油为主要基础的合成材料而已。而新的经济爆发力,正孕育在新的技术革命之中。

      【欧洲汇率求稳定,美元浮动掀波澜】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频频出现的粮食问题、通货膨胀、石油危机、经济衰退、美欧裂痕,从本质上看,都是美元贬值惹的祸。

      美国人终于明白了,即便废掉了黄金的王位,美元仍然受到黄金潜在的威胁。有黄金作为参照,美元的贬值在世人面前将暴露无疑,一次次对黄金的价格下挫,将美元疲软的窘态反复昭示于天下。稳定的汇率机制,让美元贬值的真相无所遁形,让偷奸耍滑的伎俩难以藏身。因此,美国决心不仅要永远“圈禁”黄金,而且必须彻底废掉固定汇率制度,让世界货币市场彻底混乱起来。浮动汇率所产生的更加复杂的经济乱象,将分散大家对美元贬值的聚焦,起到扰乱视听、趁乱突围的作用。

      美国此时要的就是一个乱字!以货币的大乱,求美元的突围!

      美国求乱,而欧洲求稳。

      汇率的自由浮动,使欧洲共同市场的各国货币上蹿下跳,贸易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为了稳定局势,欧共体依据《维纳报告》的精神,于1972年4月推出了著名的“蛇形汇率机制”,它规定了欧共体内部任意一对货币的汇率所允许的浮动上限。1971年12月的“史密森协议”中规定了非国际储备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浮动空间,由布雷顿森林时代的1%扩大到2.25%。如果以图形展现,欧共体内部的汇率波动犹如一条蟒蛇,游移在这条“史密森协议”的隧道中间。但是,当1973年美元开始自由浮动后,欧共体的“蛇形汇率”不再是游走于隧道之中,而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沉浮。

      欧洲人希望在“蛇形汇率机制”的阵法面前,美元贬值的冲击力能被大大削弱。但在美元眼中,欧洲货币摆出的“一字长蛇阵”,不过是“一字挨打阵”。美元忽高忽低,上下翻飞,何时出拳,何时踢脚,完全掌握在国际投机资本手中;而欧洲货币的长蛇阵就像死板的阵地战,只能被动防守,摆出的正是一副挨打相!

      “蛇形汇率机制”最大的毛病在于,它只锁定了欧共体内各国货币的比价关系,但各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却各行其是,这就好比用铁索套住9艘在波浪中起伏的大船,但每艘船的发动机动力,甚至船舵的方向都彼此不同,一旦共同航行起来,必然会相互碰撞,难以协调。当美元的投机大浪猛烈袭来之时,铁索将被庞大而剧烈起伏的船体轻易挣断。

      1973年,德国马克是“蛇形汇率机制”的旗舰,法国、英国则是主要的护卫舰。1972年夏美国卖给苏联粮食,原本指望苏联抛售黄金来支付,以造成金价下跌、美元信心增强的趋势,结果苏联借欧洲美元的东风,把通胀的大火送回了美国。到了1973年初,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迫使美元难以再固守“史密森协议”的贬值限制。结果在2月中,当德国央行在7.5%的通胀压力之下被迫加息时,美元贬值的潜流,终于演化为汹涌的美元资产抛售巨浪。

      英国曾于1972年短暂加入过“蛇形机制”,但很快就被投机资本给打了出来。1973年,英国首相希斯来到波恩,再度要求英镑加入“蛇形机制”。德国自然表示支持,有了英镑和法郎这两只左膀右臂,抗击美元投机资本巨浪的能力就会更强。但是,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却让德国人踌躇,当英国政府试图与欧洲货币汇率挂钩时,都屡屡失败,而且历届政府由于支持类似政策也被连累垮台,因此,希斯提出德国必须提供无限制支持英镑的承诺。在德国人看来,这等于要求德国人用自己的外汇储备,为英国人开出空白支票,而英国人拿到这道护身符,很可能会在财政赤字方面失去约束。德国人不愿直接回绝,就提出反报价,建议英国先加入“蛇形机制”,以背水一战的心志,表明捍卫欧洲汇率稳定的决心。结果,英国人退缩了。

      法国本想借英国人重新加入“蛇形机制”的时机,从德国人口袋里掏出那诱人的外汇储备,建立一个类似稳定汇率的基金池,以便在法郎支撑不住时,用德国人的银子来分摊一些压力,但随着英国人的退缩,法国人的梦想也破灭了。美元投机大浪铺天盖地般砸了过来。

      1973年3月1日,“史密森大堤”崩溃了,布雷顿森林所残留的固定汇率体系土崩瓦解。世界进入了一个货币自由浮动的混乱时代。

      当美国砸碎了套在脖子上的固定汇率枷锁之后,开始准备永远“圈禁”黄金这一货币之王,完成以美国国债替代黄金,成为国际货币储备的核心资产的收官之举。

      到1976年,世界各国政府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已高达900亿美元,如何将这笔负债彻底赖掉呢?这可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战略难题。美国人的思路是,将这些债务变性为国际货币储备,就像支撑本国货币的国债不必偿还一样。

      1974年6月,美国建议在IMF中设立所谓“替代账户”(Substitution Account),这个账户的主要功能就是将各国所持有的美债,兑换为特别提款权(SDR),从而完成把美国国债变成国际货币储备资产的飞跃。变性后的美债,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国家债务,而成为国际货币储备中的核心资产,它们将被永久嵌入国际货币运作体系之中,永远不必被偿还!

      美国将“圈禁”黄金的行为,分成四个步骤展开:第一,所有IMF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不允许制定黄金的官方价格;第二,黄金与特别提款权之间的价值联系必须被切断,这样黄金在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中,将失去法定价格依据,成为“价值游荡”的资产;第三,美国财政部将举行黄金拍卖;第四,IMF将配合美国财政部压低世界黄金价格。其核心宗旨就是:让黄金的价格越不稳定越好,不稳定就难以成为财富储藏的工具,并且降低黄金作为货币储备的吸引力。

      在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IMF成员国同意了将黄金从特别提款权的价值基础中驱逐出去,特别提款权不再与黄金价值挂钩,而是被重新定义为“一篮子”16种国家货币的参照。紧接着,为了与美国的精神保持一致。IMF决定卖掉1/3的黄金储备,其中一半还给各国中央银行,另外一半则在市场上公开出售。

      固定汇率废除了,黄金被“圈禁”了,美国人眼中最扎眼的问题,就是石油危机以来,由于油价暴涨而获得巨大石油美元收入的中东国家。

      欧洲和日本的国家收支顺差被石油价格上涨所吃掉,1974~1976年,400亿美元的石油红利,源源不断地涌进了中东国家的荷包,中东一跃而成为资本输出的大国。如果中东向欧洲靠拢,用石油美元的资本积累,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那么欧洲将成为工业设备和技术的最佳提供者,而中东则在石油供应和消费市场方面向欧洲敞开大门。这样一来,美国的利益将被边缘化。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如何将丰沛的石油美元,从中东导流回美国,削弱中东与欧洲接近的内在动力。

      美国的打法还是用美国国债,去导流中东的石油美元,让中东接替欧洲和日本从前的角色,为美国的赤字继续提供融资。为此,美国首先警告欧洲的银行,不得接受超过它们目前持有的150亿美元的储蓄规模,从而切断了中东石油美元的去路,再以军事合作、安全保障为诱惑,胁迫沙特将石油美元投向美国国债。

      美债帝国在“篡金自立”之后,经历了浮动汇率、石油危机、中东美元回流等剧烈震荡,终于站稳了脚跟。在混乱中,欧洲的货币联盟却受到了严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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