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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起源及孔子思想精粹

儒家的起源及孔子思想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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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起源及孔子思想精粹

主讲人:徐洪兴

宝钢日报按:中华文明能持续不断灿烂五千年与其思想基础——儒家思想文化密不可分。而孔子则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其许多思想影响延绵数千年至今。由宝钢人才开发院、党校主办的人文智慧系列讲座,特邀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徐洪兴,带你深入体会孔子思想精粹。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徐洪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学会中国哲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等。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代表著作:《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中国经学史》、《中国理学》、《孟子直解》、《道学思潮》等。

【正文】

中华文明特征及溯源

西方人想的是人和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而中国人想的是由人构成的世界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的关系,所以中国类型思想最大的特点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中华灿烂的文化能够屹立于世界东方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中华文明里有很优秀的部分。

首先介绍一个国际学术界很流行的学术观点——“轴心时代的理论”。很多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都在专门研究人类思想起源问题,他们认为大概距离今天三千年左右的时间,人类思想的源头开始出现了。为什么把这个源头称为“轴心时代”?打个比方,在平静的湖面上扔下几颗石子,石子掉下去的着点就是“轴心”,石子掉进水中势必产生一圈一圈的涟漪。

到了三千年以后的今天,世界小到像一个村落一样,这些涟漪都碰上了,各种文化交流、冲突,包括战争等等都是由这些东西延伸开来的,都撞在了一起,有的可以互相融合,有的不能。也就是说,这些石子落下的几个点实际上是我们现代人思想的来源,所谓的“轴心”就是它的起点,从这里开始不断地孕育、发展、成熟、往外传播。

按照“轴心时代的理论”来说,人的思想类型无非三种,第一种叫做西方的类型,思想的主体是人,人在想什么问题。西方的类型中,人想外部自然界的问题,处理人与自然的问题,因为想知道所以去处理,人对未知的世界总有求知的欲望,这就是种本能。自然界常见现象会有人去研究,这种问题研究多了,思想固定下来了,我们在哲学上给它一个固定的名称叫知识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科学。类似这样的思想全人类都有,之所以把它称为西方的类型是因为古希腊在这方面研究的水平最高,这好比奥运会的金牌只有一块,中国人、印度人也思考这个问题,但古希腊人思考得最好,回答得最精准。所以这种类型叫做西方的类型,一千多年以后加进了基督教的传统就成为了今天西方流行的概念——核心价值。西方的核心价值就是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第二种类型是古印度类型,思想的类型还是人,只不过人考虑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叫做彼岸世界,它要处理的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与神的关系,有许多问题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解决不了。古人会考虑在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且不会消亡的“我”,后来给它一个专有的概念叫灵魂。我们人类有很多困惑和恐惧,人为何会死亡?死又是怎么一回事?死后的世界是怎样的?这种类型的思想人思考得多了,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系统,我们把它叫做宗教。宗教不是简单的迷信,佛教后来从印度传入中国。因为中国人缺这一方面,佛教进入中国就是专门处理死亡问题的,同样这种类型的思想全人类都有,但这块金牌被印度人抢去了。

第三种类型就是中国类型的,思想的主体还是人,想的问题和西方人比较接近,也注重现实世界的东西。差别在于西方人想的是人和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而中国人想的是由人构成的世界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的关系,所以中国类型思想最大的特点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西方人思考自然界是出于人类的好奇心,印度人思考这个问题出于人类的恐惧心,而中国人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担心忧虑。中国有部古老的书籍《易经》,其中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我们的老祖宗早意料到一个人到世界上走一回不容易,“天地之性人为贵”,人是万物之灵。圣人忧患的是芸芸众生中许多人做人不合格,来世界上走一圈没有完成他“人之所以为人”的任务,这套学问在哲学上称为伦理道德。同样,全世界的人都在想做人的问题,但这块金牌属于中国人。

我们几千年前的资源和自然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最关键是我们有长江和黄河。上古时代我们的农耕文明产生得很早,这种文明最小的单位是家,所以在中国文化当中家庭的重要性远远溢出了一般人认为的血缘单位。大河流域可以给我们提供水,但它也经常会泛滥,于是就需要处理,单个家庭无法处理,一定要利用集体的力量,所以中国人一方面注重家庭,另一方面注重中央集权。以家庭为主要单位,就思想层面来说,经验最重要。

哲学上有两大系统,一个是理性思维,一个是经验传统,在农业文明当中,经验文明最重要,在整个家族中,老人最有经验,在没有高科技时,简单的农业技术就是重复,重复劳动最基本的东西靠经验,家中老人最有经验,所以渐渐地形成了尊老敬老的传统。

“儒”之源头

儒家的思想流派比较特殊,它不是坐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它是行动派、实践派,强调从政入仕,只有有了权力才能把好想法推出去,“学而优则仕”。

人们常说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孔子是儒家的圣人,这种说法是常识,但不够精确。因为第一,比孔子早一千多年就有“儒”了,“儒”在甲骨文里就有,它是殷商时期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第二,儒家的思想不全是孔子思想,比方说比孔子早五百年的《易经》中许多思想都是儒家思想,比孔子早三百年的西周创立时期,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孔子最崇拜的就是周公,所以孔子思想只是儒家的一部分。

此外,按照儒家的说法,孔子不是圣人,他只是个宗师,“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五德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也就是说,儒家的圣人是尧舜,第二位是周文王、周武王,孔子是老师。当然到了东汉以后,孔子成圣人了。儒家的圣人一定是王,称为“圣王”,所以儒家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儒家的思想流派比较特殊,它不是坐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它是行动派、实践派,强调从政入仕,只有有了权力才能把好想法推出去,“学而优则仕”。

儒实际上是殷王室里的一个政府官员,他主管祭祀这个部门,到了西周“儒”这个职能部门还设立着,但“儒”又多了负责贵族子弟教育的职能,所以也可以称为“师儒”。而到了春秋时期,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乱世了,西周渐渐衰败了,迁都东周以后,由于外族侵略使中央集权控制被打乱了,地方诸侯开始不听中央调遣了,开始分裂割据,开始精简官员,“儒”这种相对次要的就被精简掉,然后他们散到各地区自谋生路。当时中原文明程度最高,他们主要去做私塾老师和替人办红白喜事。

孔子其人及儒家学派的形成

孔子是个很平常的人,有他的喜怒哀乐,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

孔子小时候生活经历比较坎坷,他的父亲也算是个中等贵族大夫,但孔子的母亲是庶出,一开始家族不承认她,而且孔子的父亲在孔子三岁时就去世了,一直到孔子出名了以后家族才认可孔子。孔子有个哥哥,是个残疾人,孔子认祖归宗的时候他母亲已经去世了。

孔子各种活都干过,他曾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简单的回顾,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的学有“学做官”这层意思,官做得好还得学习,所以儒家强调终生学习。孔子这里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其实是指孔子十五岁就立志做官,为老百姓做事,“三十而立”,学了十五年,可以做事了。孔子最后没做成官,按照古代说法,孔子有官之德而没官之命。“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没有什么新鲜事了,“五十而知天命”,进入了人生的倒计时,人生的紧迫感加强了。“六十而耳顺”,到了六十岁没脾气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七十岁干什么事都能做成,而且从来不会犯错误。

孔子到了五十三岁的时候有了一次做官的机会,当时齐国来了一帮使者,鲁国国君就设宴,称赞齐国人才济济,齐国使者就说鲁国有孔丘。鲁国国君听后派人去打听,封了孔子中都宰,类似于中都县令。中都是当时一个脏乱差的地方,孔子只用了三个月就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令鲁国国君刮目相看,提拔为司空,主管国家的工程建筑。孔子进去后就发现账目的收支无法算清楚,一片混乱,孔子又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账目全部理清,鲁国国君再次提升他,让他做司寇,主管司法刑狱。然而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孔子的仕途,有一回齐国的使者来访,带来了一支舞队献给鲁国国君。鲁国国君在观看舞蹈时看了“八佾”,用了天子礼,本该四十八人,结果用了六十四人。孔子知道后大怒,“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敲门去质问鲁国国君,与他发生争执,然后就带了一群弟子离开了。

孔子一走就是十四年,走了十七个国家,到了六十八岁他才回到家乡,他意识到了教材的重要性,于是收集了三百多首诗作为教材,也就是后来的《诗经》。他把历朝历代好的文件挑选出来编了一本书,就是后来的《尚书》。后来他又把士大夫所用礼仪风俗编成了一本书《仪礼》,把鲁国两百多年的历史编成了《春秋》。他要了解过去、预测未来、分析形势,就把周朝的《易经》拿过来作注解,作了《易传》。这五本书是孔子当时作为教材来编的,却成了中国最古老的文献。

孔子是个很平常的人,有他的喜怒哀乐,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孔子从教四十几年,培养了很多学生,“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身通六艺者”指的是高材生,后来这些人散到各地,形成了八个小团体。又经过了百年后,这八个小团体经过分化、兼并、重组,最后留下了两大支,一支是孟子的,一支是荀子的。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没有用儒家,用了法家。汉高祖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他也没用儒家,他用的是道家,一直到西汉中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从这以后的两千年,儒家成为了中国主流的思想,孔子也就是从这时起地位开始提升了。到了西汉平帝元始元年,这一年碰巧是耶稣的诞生日,公元元年,孔子被封上了封号,以后历朝历代都给予了孔子封号。

孔子的“礼”学思想

有了名才有确定性,所以“正名”就是理念必须要和事实相吻合,孔子讲“正名”是一种权力,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谁有资格正名谁就给出了这个世界的秩序,按照西方的说法,“正名”是话语霸权。

孔子思想最核心的有两点,一个是孔子的政治思想,他一生中想的最多的是政治问题;第二个就是孔子的伦理思想,孔子把这两层关系合在一起,孔子认为政治与道德是有联系的,也就是儒家强调的“以德治国”。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礼”,孔子反复强调“为国以礼,齐之以礼,约之以礼”。这个礼实际上是《周礼》,是西周创立时期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制礼作乐”,中国文明称为“礼乐”文明,直至今天,中国称为“礼仪之邦”,也就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礼”实际上是一套秩序,“乐”是讲调节心态的,强调和谐,所以“礼乐”主要跟政治有关。

什么是“礼”?例如《周礼》中关于吃饭,“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天子一餐可以吃九个菜,诸侯七个菜,大夫五个菜,士三个菜。为何如此规定?荀子后来解释是因为资源有限,人人都想吃九个菜,如果不加以规定,势必引起哄抢,社会就会动乱,所以需要规定。

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治理必定要有秩序,但是孔子出生在一个乱世,地方诸侯割据后没了秩序,就出现“礼崩乐坏”。孔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是“正名”,在孔子这个时代“名”与“实”分离了。当时孔子和鲁国国君闹翻以后跑到了卫国,卫国国君想要重用孔子,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卫国国君让他执政后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子路不了解他的意思:“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大怒,骂子路不懂装懂,教育了子路一番;“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正名”实际上是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理念必须要和事实相吻合,但事实和理念是可以分开的,孔子认为社会之所以乱是因为“名”和“实”背离了。有了名才有确定性,所以“正名”就是理念必须要和事实相吻合,孔子讲“正名”是一种权力,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谁有资格正名谁就给出了这个世界的秩序,按照西方的说法,“正名”是话语霸权。那么怎么正名?很简单,孔子说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一个国君要像一个国君,做一个大臣要像一个大臣,做一个父亲要像一个父亲,做一个儿子要像一个儿子。做什么像什么就是“正名”,是最基本的要求,孔子所在的社会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乱了套,“礼崩乐坏”,“礼乐”还有,但是性质变了,形式还在,内容失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世界上,没有没有内容的形式,没有没有形式的内容,但形式和内容有时候会背离,“礼崩乐坏”实际上就是形式与内容背离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就是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一份真诚,没有真诚形式也没用,就是虚伪。孔子要“重塑礼乐,恢复礼制”,所以他引进了仁。

孔子的“仁”学体系

追求成功不能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上,不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上去,不能“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仁”字就是让我们记住别人是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人,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推己及人。

“仁”从字面理解就是两个人,它的意思是人与人的关系。因为人与人要建立关系,最小的基数是二。“仁”在论语中出现109次,频率最高,而孔子每次解释“仁”都不同。“仁”所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少有四层含义:第一层是“父子”关系,中国古代重男轻女,“父子”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指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实际上讲的是血缘亲情关系。在这层关系中,子女对父母应孝顺,父母对子女必须慈,由此引申出兄弟姐妹的关系,下位者对上位者是悌,上位者对下位者是良,也就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这就是处理家庭血缘关系的原则。“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正常人来到世界上和他人建立的第一个关系就是父母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无所逃与天地之间”的。进入社会以后又会建立许许多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认为在这层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君臣”关系,不大恰当地翻译为上下级关系,古汉语中“君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国君与大臣,广义的君臣就是上下级。《诗经》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这层关系的表现对下位者来说要“忠”,对上位者来说要“礼”,“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里隐含着一个逻辑前提,先要“君使臣以礼”,然后才是“臣事君以忠”。这句话到了宋朝后被异化了,出现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后来吃儒家饭的人过度诠释出来的,不是儒家本意。

“礼”的最高规则是“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都是对君的要求,孔子把道德引入了政治,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以孔子提出政治的首要原则不是行政命令和法制,而是道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以德治国,以刑法礼仪作为辅助,老百姓不但会守法还会有羞耻心。

按照儒家传统,有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天理”,第二是“人情”,第三个是“国法”,法律是一个补救措施,最好是不用。这也就是后来西方所说的“自律”和“他律”。“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叫政治伦理、国家伦理。要求个人讲道德没错,但是政府也要讲道德,这是孔子的思想。

父子君臣的关系是比较特殊的,孔子认为最普遍的是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碰到最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指上下级关系和血缘关系之外的关系,处理这层关系,孔子用一个“束”,“束”是什么?孔子有两个表述,第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前一个是消极意义上的“束”,后一个是积极意义上的“束”,这里隐含着一个逻辑前提:追求成功不能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上,不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上去,不能“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仁”字就是让我们记住别人是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人,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推己及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可以放大到个人与民族的关系。孔子的学生看不起管仲这个人。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殉节,但管仲却没有自杀。”子路又说:“这样,管仲算是没有仁德吧?”)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说:“齐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主持盟会,没用武力,而制止了战争,这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就算他的仁德!这就算他的仁德!”)孔子的大弟子子贡不同意老师的意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也就是说管仲去做了相以后,当时整个华夏民族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西北的游牧部落犬戎族组织大军攻打中原地区,管仲把各国的军队组织起来抵抗侵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所以孔子说管仲是个仁人。孔子认为如果没有管仲拯救了整个民族,所有的人都已经成了亡国奴了。

这就是儒家的“权”,因为他对整个民族有功,所以对他的评价可以适当忽略他个人本身,这就是个人与民族的关系。

“仁”主要体现在“爱人”,无论对于亲人、君臣还是民族,程度上有亲疏远近的差别,但性质上都是爱。“仁者爱人”,要有是非观,不是不讲原则,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讲“仁”实际上是为了“复礼”,也就是恢复周围的秩序,重新使这个社会变得安定、和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每个要做好自己、社会才能安定,具体怎么做?孔子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事实上,“仁”很简单,人人都可以做到。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就是将心比心,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所以孔子一再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仁”是你想不想做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孔子说:“仁者安仁。”“安”指的是心里愿意。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当然,儒家不是只要道德不要利益。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里儒家提出了一个“义利之辨”原则。儒家不反对“利”,但要想到“义”。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于“利”的态度,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从中可以看出孔子为什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读书明理的人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他们是风,老百姓是草,跟着他们倒,他们如果都盯着孔方兄,这个社会必定出问题。

儒家的思想非常宽泛,孔子开创了一个众人的世界,这个众人的世界基本上就是不讲鬼神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就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敬鬼神而远之,“以人为本”,人是最珍贵的。

(本文由张殿英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附录:徐洪兴的另一篇:

儒学文化的演变及其现代命运

——徐洪兴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一、“儒”的源头与儒学的流变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思想是儒学的核心,这可说是个常识。一般说来这没错,但细究起来又并不尽然。因为,孔子实际不是儒的创始人,商周时代早已经有儒;儒家的许多思想也不是自孔子才开始有的,如《易经》中的许多思想、西周的“礼乐”传统等,早在孔子以前就已存在;再者,孔子本人也不是儒家人格最高的精神代表,因为儒家人格最高的精神体现是“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孔子只是宗师。当然,这并不是贬低孔子,孔子也很伟大,他虽然只是宗师,但儒家思想成为体系却是从他才开始的。 

  大家知道,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特殊的土壤、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为农耕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促成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体——家庭,在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我们的先人以家庭为单位直接与自然界打交道,靠天吃饭、靠经验吃饭,可以万事不求人,所以祖宗的一套生活和生产方式对子孙来说已足够应用,由此引出了对祖先的崇拜,而家族宗法观念也因此渐渐得到强化,这直接影响到后来以人伦关系、以“孝道”为主导的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从源头上看,儒最先是原始宗教中的一个职能分工。从甲骨文可知,殷商的儒,专职为贵族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周灭商以后,儒除继续以祭祀礼仪为职外,开始出现以“六艺”教民的“师儒”。在商周时期(严格说应是西周,因为商代文献不足征),礼乐文化可说是整个社会形态的集中体现。礼乐文化的性质不仅是宗教的、政治的,也是世俗的、文化的。它们不仅是一套制度和仪式,同时也是一套文化的建构和理想,其功能涵盖了社会、宗教、政治、道德、情感乃至资源的等级分配诸多层面。这是一种理性的、有条理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了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诸种行为规范或准则,所强调的是尊重等级差异、注重举止合宜、保持仪节风度、控制意志情感,其目的则在于实现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而儒则是这种礼乐文化主要的制定、承载和传播者。西周时代“制礼作乐”周公,就是一个大儒,孔子对他很崇拜。

  西周灭亡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动荡的春秋时代。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沦落,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学在官府”的局面维持不下去了,文化教育开始向民间下移,其表现就是以“六艺”教民的儒纷纷散落至各地。由于当时齐鲁之地文明程度较高,保持着浓厚的礼乐传统,因此这里集中了较多的儒。他们中除一些人继续从事“六艺”知识的教授外,相当多的人则凭借熟悉礼仪的本领,从事赞礼、相礼尤其是婚丧礼的活动。孔子就是这个时代出现的“儒”。 

  孔子是一个述而不作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有很强的从政意识,想干一番治国安民事业。但命运给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但在教育事业上却做得不错。孔子从事的教育活动属于“私学”。他不是当时打破贵族垄断教育的开创者,但可以算是当时办“私学”的一个成功者。孔子从事教育四十余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从而形成了后来称之为“儒家”的思想学术群体。 

  孔子以后,这一学术群体分为八个支派,成了战国时期的“显学”,以后则是孟子和荀子二支独秀。秦以后,儒家发展流变出所谓的汉唐儒、宋明儒、现代新儒家等十分庞杂的系统;又有所谓的经学、理学、朴学之分,学统、道统、政统之说等,这些就不必细讲了。我们还是简单地谈一下孔子的思想吧。

  孔子的思想很丰富,但其核心不外是“礼”和“仁”,前者是他继承传统而来的,后者是他创新发挥的。前面提到,传统儒者注重礼乐文化,到孔子时代,他发现礼乐已经僵化了,徒具形式而不复有生命力。礼乐本来只是一种象征,但象征的背后还应有其本质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孔子认为那就是藏在人心中的真诚。孔子把这种真诚叫做“仁”。孔子找到了“仁”,把它作为礼乐的思想基础,用“仁”来重新解释礼乐,超越礼乐的形式而直指其精神实质,以真正体现礼所象征的秩序原则和乐所象征的和谐原则。

  孔子认为,“仁”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其基础和起点是血缘关系。因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最先与之发生的无疑就是家庭血缘关系,即首先是他与父母及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关系。这种关系简称就是“父子”,在这一层意义上“仁”的体现就是“孝悌”。当然,人会长大,要进入社会,于是逐渐又会生出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同事、国人等关系。进而可衍生出个人与民族、国家、社会、自然等关系,乃至可衍生出集团与集团、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等一系列关系。而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就是把孝悌精神向外“推”,按儒家的说法就叫“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所以,从“仁”进一步可推出“忠”、“恕”乃至“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等更普泛的原则。

  孔子讲“仁”,吃紧处在“爱人”两字,它表现为对人的一种有差等的爱。这是一种区别善恶的智慧,其本质是强调个人生命内在价值的实现,是个人对于理想生活原则的追求。儒家所谓的“做人之道”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做好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平常人,只要顺着自己的善性,在自己的生活中、从具体的事情中,去学习、去做,就能达到做人之道,实现仁的原则。一旦人能把握了仁的精神,就能领悟到在一个既定的环境中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如果人人这样,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以个人修养为本,以伦理为法,以道德来施政,而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政治昌明、社会稳定的基础。

  孔子的思想中不乏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他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文化历史的传统,相信人与人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交往的道德标准,相信国与国之间也应该有某种必须遵循的交往原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敬佩的、远距离的智慧。某些个人或国家也许会全然无视甚至藐视这种智慧,但作为整体的人类不会也不能这么做,否则他离自己的灭亡就不远了! 

  孔子以后,随着儒家学派的发展演变,其思想学说也不断地围绕着孔子的思想核心而展开出去,如关于义利之辨问题、人性善恶问题、德性与才能问题、天理人欲问题等等。其中每一类问题都可以开展出一系列子问题,历史上的儒家各派也就是在探讨这一系列的问题,并形成了繁富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尽管很庞杂,但说到底无非四个范畴:个人、家、国、天下;一个命题:“内圣外王”。 

  二、一百多年来儒学的遭遇

  儒学作为一种农耕文明的思想文化,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后已经达到了极致。然而,当工业文明进入人类社会,世界历史成为人们的经验事实时,它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如工具理性的缺失。由于儒学突出强调了现实、人世和实用,就势必造成轻视抽象的思辩、纯理论的探索,缺乏对自然界的深入观察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中国古代的学者一般都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精神,总是把学术与现实人世结合在一起,认为学术就只是“知人论事”、“经世济民”和“修己治人”,而其他都是“小道”、“小技”,不值得重视。由此也就造成中国古代理论科学研究的不发达,尽管中国古代具体的技术有相当的成就。再如,由于儒学过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制度层面的创设问题也关心得很不够,重“人治”而轻“法制”,“伦理社会”的性质在中国长期得以盛行。

  随着中国跨入近代门槛后,在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下,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踏上时运不济的蹇途,而儒家思想首当其冲地遭到了猛烈批判。从十九世纪末谭嗣同的《仁学》猛烈抨击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为“乡愿”和“大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提出“打倒孔家店”,要请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帮助中国人解决民族“劣根性”的“顽症”。总之,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几乎一致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已彻底失败,“吾人之最后觉悟”,说到底,就是“孔子之道”、儒家思想不再适合现代生活了。  

  必须承认,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批判和伦理革命,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及合理性。因为,从历史发展进程和儒家思想历史地位来看,儒家历来与佛教、道教不同,后者总以“方外”自居,即始终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前者却总是处在历史舞台中心,与国运浑为一体,忧乐共当,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担当着治国安邦和导向文化的重任。这自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政治上的君主专制、经济上的重农轻商等,尽管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和抑商并非完全由儒学所致,但儒家思想的作用也确实应该负相当的责任。所以,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中世纪社会趋于全面解体,国运维艰,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出现剧变。当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中国,把希望的目光转向西方寻求“真理”之时,其愤怒的情绪自然地转向对传统思想尤其对作为正统文化象征的儒家思想的批判,这应该说不难理解。因为当时这些先进中国人的思考和追问,始终深契于“落后挨打”、“中国向何处去”这些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当然,肯定其历史进步意义,并不等于承认“五四”先辈的每一个批判都必然具有思想文化意义上的理性。反之可以说,由于心态上的不平衡和运思上的片面性,“五四”的许多文化批判多半仅停留在激进和空洞的呐喊上,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理性的批判态度。我们自不必去苛责“五四”的先辈,他们有那个时代的特殊语境。这里只想指出一点,由于当时过多情绪化、片面化的批判,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过时的、有害于现代化的,应予以全盘否定。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误区竟又成了一种共识,反传统遂成为百年来中国反复而常新的强势话语,反传统的思潮也一波接一波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 

  然而,传统从来就不是你想要不要的问题,它“剪不断,理还乱”。近代以来中国人始终面对着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国必须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无法完全摆脱传统。而现代化是中国的现代化,传统也是中国的传统。你主观上想要摆脱儒学文化,它却并不甘愿接受被简单抛弃的命运,所以它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它在中国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虽然丧失了,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上的地位并未随之消失殆尽。时至今日,尽管我们的经验和生活世界已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尽管我们的意识伴随社会总问题的转换而出现认识上的断裂,尽管人类不同思想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日益深广,但儒学文化不能不说仍是汉语世界基本的精神价值之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物极必反。这不,最近几年来,“国学”这个词似乎又热了起来。所谓“国学”——如果不去深究其来历而方便地说——也就是指传统文化。近年来,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问题了,这其中不仅包括一些政府官员、企业领导,还包括了不少民营企业家,当然更少不了传播媒体。国学热同时还传到了国外。  

  于是,一个老问题又被人们翻了出来重加思考——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还有没有意义?老实说,一百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或争论一直就没有真正中断过,虽然其程度时有不同。  

  三、儒学文化在现代社会还有没有意义  

  由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由此引发的种种争论,在中国人心里留下的并不都是愉快的记忆。可时移事异,今天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再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探究一下儒学文化在现代中国还有没有意义这个老问题,这对准确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加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让儒学这一地区性的人文资源真正参与到世界历史进程中去为全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应该说都还是有意义的。  

  探究的目的决不是提倡国粹主义,全盘继承,颂古非今,而在于了解历史,接续历史。一个不吸收其他文化的民族固然很难有所发展,而一个割断历史、抛弃祖先、遗忘过去、不尊重自己传统的民族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任何文化都不能截断众流、凭空产生,只有接续传统才能开创未来。人类的历史早已昭示,历史传统的反思与当下意识的追寻,是一个民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支点。就前者言,人们总是通过对其前人所创造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思想理论的理解和解释,建立起自己与传统的意义联系;同时又在理解和解释中,使传统获得进入现时代的途径和继续发展的契机。所谓途径和契机,并不意味着照搬照抄,而只是提供借鉴,展现理据,启示方向。这里我仅一方面的例子来说说: 

  人们在探讨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相结合问题时,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儒家的伦理道德这一层面,这是有理由的。因为一方面,儒家思想在这些领域里可发掘的资源很丰富;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即“五四”后的这么多年来,我们传统的人伦关系已经在多次无情的冲击下几乎丧失殆尽,而新的、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人伦关系却始终未能真正确立起来。时至今日,我们已陷入一个尴尬境地。当前,市场经济正在中国蓬勃地展开,它固然为我们民族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但我们也不能不正视“唯市场取向特征”所带来的道德困境。就人伦关系言,人与人之间正日趋以现实利益作为彼此来往的基础,以功效价值作为衡量关系的标准,人的情感联系和心灵交往则日趋淡薄,各种人际关系大有渐渐被市场关系和业务关系所吞没、所取代的趋势。功利至上的价值取向正使得我们的人伦关系变得外在化、冷漠化。因此往往会令人不时感到有一种疏离、孤立乃至苦闷、彷徨的感觉。我们正处在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古人尝说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当代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亟需重新定位。但如何定位?以什么规范和原则来定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现实问题。在当代人伦关系的重新定位中,儒家所一贯强调的人伦思想是否还有价值?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这里所说肯定的意思主要有二:其一是有些儒家伦理思想只需稍加当代转换和诠释即可继承发扬。如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等,历史上儒家要讲、能讲,难道我们就不要讲或不能讲了吗?其二是有些儒家的伦理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向。这些角度和方向并不一定能直接导向问题的解决,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间接地引出一些不同的观点,开出一些不同的视野,从而有助于我们研究如何防治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  

  例如对儒家讲的“孝道”,在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中,它强调的是“父父子子”的“父为子纲”,因此对之虽不能如“五四”先辈那样简单地骂倒,但也不能盲目地提倡。今天我们的亲子关系与中世纪不同,它是在经济、政治、人格上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的血缘和情感关系。“五四”时有这样的白话文诗:“我不再认你作父亲,我们都是朋友,互相平等”。现代社会强调独立人格,这本身没错,但我们完全还可以在独立人格的平等基础上,既做朋友但仍然“认作父亲”。儒家强调的“敬老”,也是同样,它不应该再是天经地义的论资排辈规范、秩序、制度和习惯,而是对老人过去所做的家庭贡献、社会贡献的充分肯定和道义回报,更是对一般人性的尊重,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将老之时,从这层意义上讲,尊重老人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总之,一旦我们建立起对自己传统的自信,剔除了它的弊病,消解对它的怨恨而平心静气地面对自己的祖先、自己的传统,那就可以与悠远的历史接上脉,滋养健全的道德、价值和生活方式,学会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去开创未来。儒学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诚信、和谐、慎独、知耻、礼貌、好学、敬业、崇德、修身养性、见利思义、恻隐之心、浩然正气、自强不息、珍生务义……等等,是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都可以成为我们现代人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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