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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强盛与衰弱之间——中国历史的启示

帝国:强盛与衰弱之间——中国历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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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强盛与衰弱之间——中国历史的启示

  之十二、王莽均产——“王道”的极左政治路线(下)

  (二)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和奴婢占有已经登峰造极,国家有奔溃之势,人心思变,革新制度成为主流民意。

  随着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和汉帝国特有的奴隶制残余——“奴婢”数量的不断增加,汉帝国皇朝政权只能把越来越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加到尚未破产的自耕农身上。汉武帝以后,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国家的财政开支也迅速增加。翻检帝国史料,汉初“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书•食货志》),到武帝时就增至六百万石;哀帝时官僚总数达十三万零二百八十九员(《汉书•百官公卿表》)财政开支远远超过武帝时的总量。与此同时,后宫嫔妃和外戚中封侯获爵者不断增加。汉帝国 自耕农包括中小地主阶层所负担的田租,虽然从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规定三十税一后没再变动,但是,帝国的西汉后期,由于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也是一个大面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也就是“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帝国汉武时期曾经加以抑制的“强民”——豪强们大肆兼并土地致使国家日益增加的财政负担,转嫁落在了“弱民们”——自耕农包括中小地主阶层身上,加上地方官额外的敲诈勒索,“乡部私求,不可胜供”,实际上帝国自耕农包括中小地主群体付出的田租,已然远远超过三十税一,“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赋更徭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农夫悉其所得,或假贷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饥寒遂及己也。”(《盐铁论•未通》)这表明,田租仍然是压在帝国农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田租完全按规定征收,真正得到实惠的也主要是大土地所有者。因为大量农民破产后变成佃农或奴婢,地主对佃农的剥削通常超过十分之五。后来王莽改制令中讲的“豪民侵陵,分田劫假,闕名三十,实十税五”,就反映了当时地主对佃农剥削的真实情况。”——引自田昌五、安作璋著作《秦汉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二版。

  土地兼并的剧烈加速蔓延,还与帝国的税制缺陷有关联,税制的缺陷,致使帝国西汉朝减轻田租的王道政治路线性质的举措,竟然反而在实际上便利了豪强富人对土地的兼并:“古者十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愈奢,输其赋大半。官收百一直税,民输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耳。”(荀悦《汉纪》)就是说,汉景帝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因为税制设计的不合理,落到豪强大地主身上的租赋,是由失去土地的佃农承担的,佃农承担了减轻的租税的大半,豪强大地主反而不用交什麽租税了,豪强更强,弱民更弱的奇怪逻辑就这样成立了。

  田租之外,帝国农人仍然需要交纳算赋和口赋,由于这些赋税数额较大并且是不问财产多寡的单纯人头税,吃亏的自然是无地和少地的农人了。除此之外,帝国的汉昭帝、宣帝以后的西汉朝,还经常有临时性的加征和摊派,例如汉成帝时,丞相瞿方进就搞了不少名目的临时苛捐杂税。后来,汉成帝在罢免他的丞相职位时,宣布他的罪状就是:“百僚用度有数,君不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堧(ruan)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变更无常。”(《汉书•瞿方进传》)

  按照帝国西汉朝的徭役制度的规定,成年男子每年要为国家服徭役一月,一生服兵役二年。由于贵族、官僚及其他权势之家族都享有免役的权力,即使一般中小地主也可以缴纳更赋而脱逃徭役。这样,汉帝国的徭役实际上就大部分落在了贫苦农人也即“弱民”群体的身上,“常有更赋,罢癃(long)咸出”。更严重的问题是,汉帝国的后期,由于专制帝国王朝没有有效制约君主的制度缺陷,几任皇帝缺少君主德性,抛弃王道政治路线的基本原则,骄奢淫逸,统治集团不吝惜民生困苦,越来越不按照既定政策办事,官府常常任意延长服役的时间与年龄,有的在边境地区服役连续三年以上得不到轮换。依照规定,五十六岁就应该免除徭役,可是在居延汉简里,居然可以看到五六十岁的老兵。

  这些历史事实证明,王道治理的政治路线,是专制帝国王朝时代,多么宝贵而必要的政治环境,农业社会中的“豪强”群体是多么地需要帝国权力的抑制和打压,“弱民”群体又是多么需要帝国权力的扶持与保护,抱持王道治理的政治路线的君主,是多么的稀缺而值得敬仰。

  王道治理比较像样的帝国时期,一般都是那些有积极进取精神的皇帝,例如汉武帝、汉宣帝这样的大有为之君。但是帝国的继承者也有不肖者。西汉后期,整个统治集团奢侈淫乐、腐化堕落之势不可遏止。整个帝国已然呈现出“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的境况,上行下效,皇帝陷入腐化堕落的末日穷途,以诸侯王、列侯、外戚、公卿官僚等混成的上层统治集团,一方面凭借权势,拼命兼并土地,聚敛财富,一方面竞相挥霍享受,肆意淫乐。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另文专述。

  弱民们的经济能力,以及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本就弱不禁风,还曾担这帝国财政开支的绝大多数,以及系帝国边境戌卫以及战争征伐的主力,失却帝国权力的保护的弱民们的命运如何不堪,就不言而喻。

  到帝国的汉哀帝时期,“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而且这种极其糟糕的不登之年还年复一年的重现。帝国的司隶校尉鲍宣在一次上疏中,以凝满血泪的笔触,描绘了汉帝国哀帝时期农人群体的“七死”、“七亡”现实,我们此间照录这份著名的历史文件—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指北方边疆地区的游牧部落的侵掠),男女遮逃,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无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指水旱灾年)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治,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邪?

  今贫民食菜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汉书•鲍宣传》)

  翻检汉帝国的史料,从汉元帝时期起,就常常有“盗贼并起”、“盗贼不禁”的记载,说明农民武装起义已经风起云涌,至汉成帝时还曾经掀起高潮。汉帝国存续将近二百年了,有识之士首次感觉到土地兼并、豪强恶行、弱民无助,是帝国一个无法解决的大难题。

  土地和奴婢问题,成为两大核心的社会危机。面对刘氏皇权的日益昏聩腐朽以及不断爆发的“盗贼”们反抗求生的起义浪潮,本来就有“五德终始论”革命理念的儒士中的部分,开始产生“汉德已衰”、“气数已尽”,希望另有贤德之君主取代刘氏的皇权。这样,在帝国的西汉朝中期以后,朝野之间部分精英阶层中人士,产生了“改制”的政潮。这种政潮与战国以来开始流行、中经董仲舒加以系统阐释发挥的“天人感应说”、“五德终始说”和“三统三正说”结合起来,在社会舆论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力量和影响。

  在王莽的新朝顺利取代汉朝的过程中,他利用了当时因为刘氏皇族的腐败无能、整个社会对改朝换代的向往;而王莽执掌帝国大权前后的一些所作所为,又使他几乎成为社会各阶层所瞩望的代汉人选。

  帝国的西汉朝文帝、景帝、武帝朝,对食封的同姓诸侯王和军功地主采取抑制、削弱乃至打击的政策,显然对巩固帝国的稳定发挥了作用效果,负面的效果则是意外地给商贾地主势力的膨胀提供了空挡及某些有利条件。汉元帝以后,帝国步入下坡路。经济上拥有相当实力、占有相当优势的商贾地主阶级也想在政治上大显身手——这个事实证明了又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社会中的各阶级,随着经济上势力与实力的确立和增长,必定会产生政治上的权力欲望,这种政治上的权力欲望会推动这些阶级的政治行动。崛起于东汉末魏晋南北朝的世族豪强(门阀氏族)大地主阶级是这样,他们通过努力把持了东晋南朝的皇权,崛起于大宋王朝的北宋朝的士人官僚大地主阶级是这样,他们主宰了风雨飘摇的宋王朝三百年。王莽这时则是崛起有年的商贾大地主阶级开始表现,商贾大地主们的权力欲膨胀,自然引发士人(儒宗)地主和官僚豪强们的强烈反感。他们时刻准备对富商大贾实施反击。王莽正是作为士人儒宗和官僚豪强这个联合集团的代表开始出头的。王氏外戚集团(王莽是很长时间执掌帝国权柄的汉帝国女性政治家王政君的侄儿)几十年辅政的结果,壮大了他们这个儒宗家族的力量,成为汉帝国其时的政治核心,为王莽代汉创造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帝国的汉平帝时期,王莽辅政五年,他表现出少见的政治能力,对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各个集团,都采取了大力的安抚或收买策略,保持了帝国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如此作为在历经衰帝当国时时面对混乱之后,似乎地主阶级的各阶层、集团都可以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王莽的身上。也因此,即便是后来对王莽的“王道极左路线”导致的帝国社会灾难的行径深恶痛绝、口诛笔伐的班固,也对其这一时段的作为发出了言不由衷的、有节制的赞美:“孝平之时,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汉书•平帝纪》,他的文辞作为,居然用声望就征服了方外的蛮夷,没有不服气的,不见了战争征伐,歌颂的声音四面响起。

  在帝国的西汉时期,朝廷通过察举、征辟、荫子等渠道选取官吏,这种权柄一般是操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手中。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后,在太学学习的博士弟子也成为官吏的重要来源。但因为立为博士设置官学的仅仅是“今文经学”的五经,名额少限制多,不少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就不易跻身帝国最高权力的庙堂。王莽当政后,把“古文经学”也立为博士设置官学,大量增加了博士弟子名额,他还广建辟雍、学舍,征召“异能之士”,为很广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做官的机会。如此,王莽成功地扩大他的统治基础,赢得了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的好感,建立了不小的底盘支撑。

  对帝国皇族的宗室贵族,王莽在代汉之前就耍手段大肆笼络,用爵位利禄进行收买。元始五年,王莽一次就在宗室贵族中封了三十六个列侯,其余的人也各有赏赐。一时显出王莽对他们的温暖关心超过了刘氏皇帝,因此相当一批帝国宗室贵族也把王莽当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表。班固记录的情形让他痛心疾首:“汉诸侯王闕角稽首,奉上玺绂(fu),唯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汉书•诸侯王表•序》)

  诚如上述,土地以及越来越多的农人沦为奴婢,是帝国西汉朝末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贵族官僚、各个地主阶层何商贾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和买奴蓄奴的恶浊社会风气里,王莽一反流俗,数次推让帝国朝廷给他的封邑,献田献钱,存问孤寡,赈济贫民,还曾经逼使杀死奴婢的亲子自杀偿命。这在当时贫苦无告的人民中自然产生极大的感恩戴德之情。极其容易将改变悲惨处境的希望寄托于斯人。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下令在长安建立市常满仓,储备大量谷物,以满足城市居民之需,这对于在水旱灾疫接连相继的岁月里因为谷价昂贵而受到饥饿威胁的城市贫民,无疑是极其有力的鼓舞,使他们自然倾向和加入到颂扬及支持王莽的阵营中。

  看起来,王莽是极其有计划、有目标的代汉行动,并且作了很长时间的进行筹划与准备,代汉前的王莽每一步都深思熟虑,逐步地增强朝野上下对于改朝换代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等到他最后时刻废掉孺子婴南面称孤时,除了个别刘氏皇族成员以及尚忠于刘氏皇权的地主官僚们进行了微弱的反抗外,基本上没有遇到什麽阻力。

  王莽的改朝换代进行的十分成功,他呈现出的政治能力也是非常的卓越。

  “但是,他究竟能将这个皇帝位子占据多久,却不取决于他的手段如何高明,而是决定于他对西汉皇朝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采取什麽样的解决办法。”——引自田昌五、安作璋著作《秦汉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二版。

  (三)、王莽的制度革新要点,选取了复辟传说中的古制

  王莽自公元9年,下令颂古井田之善,指斥汉代以来的弊端;把全国全部的土地更名为“王田”,奴婢更名为“私属”,更名后的王田以及奴婢,都不得买卖。家族中男丁不够八个,但是占有的土地超过一井者,余田就要分给其九族的邻里乡党。本来就没有土地的农人,按照新版制度受田。敢于反抗者,严惩之——

  王莽说:“古代八家同作一井田,耕作时同住一个棚子,一夫一妇分田一百亩,按十分之一交租税,就能够国家丰裕,百姓富足,于是歌颂的舆论兴起来了。这是唐、虞时代的政策,夏、商、周三代所遵行的。秦朝凶暴无道,增加赋税来供自己享受,竭尽民力来满足自己的无穷欲望,毁坏圣人的制度,废除井田,因此富贵人家并吞贫苦人民的财产的现象出现了,贪婪卑鄙的行为发生了,强者占田要用千来计算,弱者竟没有立锥之地。又设置买卖奴婢的市场,跟牛马同栏,控制平民和奴隶,专横地操纵他们的命运。奸诈残暴之徒凭藉这些办法来牟利,甚至强抢强卖人家的妻子儿女,违抗了上天的心意,违反了人与入之间的关系准则,违背了‘天地间的生命人类最尊贵’的原则。《书经》说‘我就要奴役和侮辱你,,衹有不遵行命令的人,才会遭受这样的罪殃。汉朝减轻土地税,按三十分一征税,但是经常有代役税,病残而丧失劳力的都要出,而且恶霸侵犯欺压,利用租佃关系掠夺财物。其名按三十分之一征税,实际上征收了十分之五的税。父子夫妇一年到头在田间劳动,所得的收入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富人的家畜有吃不完的粮食,因骄奢而作邪恶的事;穷人却吃不到酒渣糠皮,因贫困而作邪恶的事。他们都陷于犯罪,刑罚因此不能搁置不用。

  “我从前在担任要职的时候,开始命令把全国的公田按人口规划井田,那时就出现了嘉禾的祥瑞,因为遭到反贼和叛乱头目的干扰而暂时停止。现在把全国的田改名叫‘王田’,奴婢叫‘私属’,都不准买卖。那些家庭人口男性不满八人,而占有田亩超过一井(九百亩)的,把多余的田亩分给亲属和乡邻。原来没有田,现在应当分得田的,按照规定办。敢有反对井田这种圣人首创的制度,无视法律惑乱民众的,把他们流放到四方极远的地方去,从而杜绝坏家伙,依照伟大的皇始祖考虞舜惩罚四凶的成例。

  这个时候,百姓习惯于使用汉朝的五铢钱,认为王莽的钱大小两种同时流通难以认识,又多次改变不守信用,都暗地裹用五铢钱买卖。谣传说大钱会要废除,没有人肯携带。

  王莽担心逭件事,再下文告: “所有私藏五铢钱,说大钱会要废除的,比照反对井田制惩办,流放到四方极远的地方去。”于是农民和商人失业,财政经济陷于瘫痪状态,人民甚至在市场上、大路上伤心流泪。以及由于买卖田宅、奴婢和私自铸钱,从诸侯、卿大夫直到平民,犯罪受罚的数也数不清。”

  “王田”,这个理念的形成,可以肯定地是出自《诗经•小雅•北山》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引自《汉书•王莽传中》

  因此可见,王莽是以绝大的决心和意志,遂行强制的均产;收全部的土地为国有,并相应地废除全部的奴婢。

  作为配套的改革政策,王莽又祭出五均的举措以便平抑物价,与此同时达到救济贫弱的效果——

  “王莽就下韶说:“《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上各自有斡官。现在开放赊贷,实行五均,设立各斡官,是用来统一百姓,抑制兼并。”于是在长安以及五都设立五均官,改长安东西市令以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的市长各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作京,西市称作畿,洛阳称为中,其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来称呼,都设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匠、商人能开采金、银、铜、铅、锡并进献龟贝的,都自己向司市钱府申报,按照一定时机来开采。

  所谓“五均的举措,根据食货志的记载,(一)是市平,各司市经常在四季中间的一月按实际情况确定所掌管的事情,制定货物上、中、下三等的价格,各自适用自己市场稳定即可,不必拘泥于其他地方。(二)是收滞货,所有人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物,祇要是百姓所需要的而又滞销的,均官考查检验确实,就用他本来的价格收购,不要使他折本。(三)是平市价,所有货物涨价,超过平衡价一钱,就以平价卖给百姓。价格跌落至平价以下的,听任百姓自行参与买卖,以防止囤积居奇的人。(四)是赊贷,百姓想祭祀和办丧事却没有费用的,钱府就用所收入的工匠、商人交的贡不计息赊给他们,祭祀不要超过十天,丧事不要超过三个月。(五)是贷本,百姓有的穷困,打算贷款来治理产业的,要多少贷给多少,除掉他的费用,计算他的所得收取利息,不超过一年的十分之一。《王莽传》中有关“贷本”的利息是,“赊贷与民,收息百月三。”

  “六筦”的举措主要针对关系到国家民生的重大商业,进行国家干预以及管理,目标是消除垄断——

  羲和官鲁匡说:“有名的大山和大湖,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都由政府掌管,羲和设立命士监督五均六斡,每郡命士有数人,都用富商。

  王莽知道人民为这些事所困苦,重新下诏说:“盐,是饭菜的主帅;酒,是百药的领袖,举行宴会的美物;铁,是进行农作的本钱;名山大湖,是富饶的物质所隐藏的地方;五均赊贷,是百姓用来平价取得物质和供给的依靠;熔铸钱币,是为沟通有无,以备百姓的消费。这六种,不是有户口的平民家家都能自己做到的,必须依靠买卖,即使贵几倍,也不得不买。豪民富商,就利用这要挟贫困弱小,前代的圣贤已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要主管他们。每一主管设立条例来防患禁止,违反的人处罚至死。”邪恶的官吏和狡猾的百姓一同侵犯平民,广大人民各自不能安定地生活。

  土地国有,本来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周朝时著名的井田制,便是土地国有制的存在方式;即便是商鞅变法,也是在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军功爵制奖励农战的方式实现军功地主的土地占有,从而进一步确立土地私有制的;但是真正性质的土地私有制,是直到大宋王朝的那个时代终结时才确立的。因此,商鞅变法时采取“一切归零”的土地国有法令后,接续的是利用战时机制的有利社会环境,通过军功授田的方式实现新的土地占有,培养的是一个军功地主的社会新阶级,建构的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结构,实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而且这个新兴地主阶级,是拥有军功的大批社会上最勇敢的成员,他们具有极大的生机活力以及能力,构成了商鞅新政的底盘支撑社会力量;更主要的是商鞅顺应了当时革新周王朝封建领主制土地占有制度的历史潮流,推行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土地私有制。而王莽此时再行回到土地国有、领主分封以井田制方式占有土地的远古田制,真是一个天大的复古,是一个历史的大反动,怎么可以呢?

  王莽的王田制新政改制,实质是要变更商鞅变法以来确立的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返回到封建领主制的土地国有制,自然这个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倒退复辟。王莽的复辟倒退的出发点,是解决因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长期发展难以消除且越来越加剧的土地兼并,连同解决失去土地沦为奴婢的严重社会问题的,他想重新建立一个由国家控制土地的制度,消灭产生土地兼并以及奴婢问题的根源,他是王道的极左路线实践者。

  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找准变革的主要受益者阶层,并且针对这个预期受益阶层进行底层动员,需要这个被动员起来的底层群众,成为拥护以及支撑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商鞅变法的大成,依靠的就是新兴的军功地主阶级,后世的王安石变法的大败局,也是因为其变法顶层设计中,没有找准或者模糊了变革的受益者阶层,必然也就无法选择一个底层社会力量,进行底层动员,并进而形成一个社会变革的底盘支撑。于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就成为了唯一的改革目标,这是一个缺乏社会力量支撑的改革,其失败就是注定的。

  王莽的均产运动,是否找准了这个可以进行底层动员的社会阶层?是否设计了能够成为底盘支撑力量的社会受益者阶层呢?翻检上述王莽那份著名的均产改制诏敕法令文件,参考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的研究,我们发现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然而没有解决——

  其一,王莽抉择要遂行的“王田制”,利益受损最大的自然是就是土地兼并和蓄奴最放肆的大地主阶级,这包括官僚世族豪强、商贾大地主等各个阶层的大土地所有者,尽管已经作了妥协,也就是规定了只要男丁盈八,他们仍然可以占有或者超过九百亩的土地,然而其余超过限额的膏腴之地,总是有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都归了国家所有,他们没有不强烈反对的任何理由。

  其二,春秋末年时起,帝国的田亩制度已经有很大变化,已经长期不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了,如赵过的代田,就是二百四十步为亩,还有四百八十步为亩的。井田制是按阡陌计算并设置疆畔道路的,这时即便是按照一夫百亩计算,难以恢复井田制了,主要的是,对于井田制的细节,这时则是人言人殊,莫得究竟的,怎么恢复啊?

  其三,王田制缺乏相应的执行机构,核实土地和人口,进行土地分配。这个又是社会变革中最影响效果的大问题。按照王莽的诏令,大地主要把超过限制额的土地自行分派给九族邻里乡党,而他们的户口中,往往又包括族人、奴婢、和依附农,无法核实人口的真实情况,无法确定男口的数量;即使核实了也无法进行析户析产。还有多少土地不足百亩的自耕农,要不要补足其差额呢?

  前世的商鞅变法的大成,正是得益于其强大的执行机构,后世的大败局的王安石变法,也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受皇权收买已经转化成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官员队伍,其作为极其低能并且态度恶劣的执行机构,对变法的致命败坏,更后世的大明王朝张居正变法的成功,又是得益于张居正选择“考成法”为变法的第一步,考成法推行取得极大成功,从而整饬了官僚队伍,锻炼了官僚队伍的行政执行能力,之后,才开是“丈量土地”均赋税的革新的。

  第四,土地和户口,是封建社会赋役制度的依据,改变田制就要相应地改变赋役制度。在王莽的王田制中,这些问题是没有方案的。这些都是让人束手无策的障碍问题。更重要的障碍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已经经历数百年的发展,土地占有情形十分复杂,仅凭借一纸法令重新授田,这是很荒唐的预期。实际上,王田制法令颁布之时,一时地价低廉,农人中经济殷实者几乎是本能地想要买地置产,但是因为不准买卖土地的法令,让部分农人产生反感。

  我们翻检现有史料,发现王莽的王田制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推行的。地皇二年公元21年,公孙禄在批评王莽的政策时就曾埋怨道:“明学男张邯、地理候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汉书•王莽传》)

  最后,由于王田制中有“男口不盈八”之类的灵活规定,就给执行法令的各级官吏以上下其手、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机会,史载:“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嗷嗷然,陷刑者众”,“农商失业,食货倶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胜数。”(《汉书•食货志》)

  奴婢问题,也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王莽实施这个政策的本意是,阻止失去土地的农人进一步被奴婢化,但是这个有关奴婢的政策只适用于私奴婢,与官奴婢毫不相干;改奴婢 ‘私属’,不准买卖,实质上是冻结现状,承认奴婢存在的合法性,奴婢在这个法令中合法化为正式的农奴了。而且,法令中没有规定奴婢后代的身份问题,意味着农奴他们的后代也是要当奴婢的,世代奴婢改名成了世代私属,却又要禁止奴婢的买卖。既然无法阻止土地集中,那么离开土地的农人沦为奴婢就是必然的事实。从王莽法令推行过程中出现大量因为买卖奴婢触犯刑律人数之众多,我们也许不难想象当时黑市的猖獗。

  就因为王莽的这个均产改制的法令存在上述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整个法令也根本上无法满足农人阶级的土地要求,整个地主阶级在反对,整个自耕农阶级也在反对,奴婢所有者因为王莽的改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强烈反对,奴婢们也因为这个法令根本上无助于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善而反对。这样社会整体中,王莽就没有得到任何一个阶级或者阶层的支撑,没有任何社会力量支撑的王道的极左路线领袖王莽,只得于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宣布终止王田改制法令,与此同时,也取消了奴婢买卖的禁令。

  与王田制法令颁行又废行的同时,王莽也颁布了他计划中权全面复古改制的另外一些诏敕。王莽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办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天凤四年,王莽两次宣布裂地分封、授民授茅土,要在全国建立二千多个大小不等的封邑,实际上王莽无法把允诺分封的土地真的授予支持他的臣僚们,他在用理想化的周朝制度欺骗了他的拥护者,因为很快土地收归国有的法令将要终止,没有国有土地作为遂行分封的储备。授封仪式后,他只好以“图薄未定”的理由搪塞支持者。如此一来,一大堆虽然获得爵位但是却没有实职的新贵们陷入了窘境,生活无着,苦不堪言。几乎即刻就对王莽产生了离心倾向。

  看起来,王田制以及奴婢改制革新的失败,并没有影响王莽全面复古的信心,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在王田制的法令废止二年后,仿照《周官•王制》数次下令更改中央和地方官制,所有的官员名称完全按照周王朝的叫法;他下令把中国划分为九州,一百二十五郡,二千二百零三个县,州牧成为一州的最高民事、行政和军事长官;他又数次下令重新划分行政区,增加官员员额,实行官吏职务世袭制和俸禄随地方税收浮动的制度。

  我们看到的是因为解决帝国日益加剧的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而发端肇始的均产改制运动,因为没有了田制改革,已经沦为笑柄。而离开紧迫社会问题,大搞复古的改制,则成为了一场闹剧。单单笑柄和闹剧也就罢了,关键是他诏敕分封的新贵,他诏命设立的官员职位,使帝国凭空增加了许多。帝国的老问题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有变本加厉的反弹,帝国的旧贵族依然如故,王莽朝的新贵族陡然增加了一大批,“从哀章之类的无赖到王盛之类的卖饼儿,转瞬之间,都蟒袍玉带地跻身于王莽的新贵之列了。这些饿狼似的统治者,每人都想谋个理想的位置肆意盘剥以满足私欲。王莽增加官位并实行世袭自然投其所好,但却给劳动人民带来更多的灾难。本来一县有一个县宰,现在一县分为六县,凭空多出来五个劫掠者,一国三公,十羊九牧,劳动人民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加之王莽又时常更换官员,每一位新官到位后的第一件要事就是搜刮,而且恨不得洗劫一空。待到新的调令来到时,他们已是腰缠万贯,趾高气扬地准备到新地方重操屠刀了。但是王莽的爪牙们却每每因地盘大小不一,地方贫富不等一面归怨王莽,一面进行数不清的明争暗斗,造成吏治败坏,贪赃枉法成风,犹如强化剂一样地加速了农民起义德尔爆发。”——引自田昌五、安作璋著作《秦汉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2版。

  大概王莽大肆分封以及扩充官吏队伍的目的,是稽古以示新,直接就是为推行他的均产改制新政,但是根本性质的田制制度、主要的新经济制度设计是错误的,其余的配套的制度就因此而失去依据,因此而增加的官吏队伍就会真正地成为一种制造灾难的力量。

  新朝建立后五、六年间,王莽一直没有制定官吏的俸禄制度,这样,一切贪污盗窃行为,都在事实上取得了合法地位。直到天凤三年公元16年才搞出一个极为繁琐的俸禄制度。规定从四辅公卿大夫到一般臣僚,公分为十个等级,俸禄最低者一岁六十六斛,以上以次递增,到四辅岁入万斛。同时又规定,郡县守令等地方官的俸禄以该地方税收的多少为差。“以为如此,才能使群僚人人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励精图治。殊不知,这实际上等于给了各级官吏以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的特权。施行这种俸禄制度,不仅王莽国库里的钱粮布帛越积越多,而且官吏的口袋里也愈装愈满,但遭殃的却是劳动人民。”——引自田昌五、安作璋著作《秦汉史》同上。

  失败的改革往往比不改革的结果更坏。由于王莽的“新政”几乎全部失败,因而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天凤四年公元14年,“缘边大饥,人相食。”(《汉书•王莽传》)之后,灾荒与瘟疫就开始由边郡向内地蔓延。四方进入关中的流民数十万,啼饥号寒之声震撼宫阙。既然深刻的社会危机无法通过改制来实现缓和以及解决,社会动乱直致战争方式来实现社会问题的直接消减,就将是不二的选择了。

  这是任何改革,都应当记取的深刻历史教训。

  根据当时人的记载,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当然也有过分的缺点,比如过度自信,一味复古及猜疑部下等。这些也算是客观的评价。王莽以后的东汉是自推翻王莽政权而建立,东汉朝是世族豪强大地主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开始掌握国家政权的时代,东汉人对王莽的敌视,自所难免。东汉史家对王莽土地制度以及经济制度变革的美好愿望,对于王莽过人的长处,一概抹杀,并且目之为虚伪邪佞;把他的取得帝位,归之于天时。同时认为他的提倡儒术,与秦始皇大帝的焚书坑儒,同为儒家的罪人。东汉以后的儒家,大都承袭这种论调,有时更变本加厉,例如清朝人论王莽的为人,虚伪之外,更加“奸而愚”的恶评,渐致使王莽成为不可饶恕的历史罪人。儒家们并没有去追究儒家世族豪强大地主阶级的崛起,他们对农人土地的肆无忌惮的兼并,他们把大多数失去土地的自由农人强行变成奴婢宾客阶层,他们因此给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民带来的身份上的历史退化以及痛苦,他们也根本性地无视东汉以来崛起的这个世族豪强大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后,一举把中国历史带入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黑暗世界,中国中原大地在游牧部落的野蛮统治,以及高频度政权更替的战争杀伐下,长期沦为人间地狱。

  国学中的儒家学士体系,除了养心性的理论之外,大都是系统的政治理念,但是复古思想却是其本质上的精神核心,我们无法明白东汉以来的儒者阶层为什麽对曾经实践上做出惊人复古改革举措的儒者王莽为何如此的不宽容?为何对儒家学说中的平均地权、民本思想如此地深恶痛绝,人人都极力想一棍子打杀王莽,但是有一个事实却是很容易想明白的,那就是,是什麽阶层会站在平均地权、消除私人资本垄断民生的对立面,当然还是东汉以来崛起的世族豪强大地主阶级。

  作为政治儒学的国学儒家,其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其民本的思想,东汉以来千年之间儒者们对王莽的棍杀,其实也就是大地主阶级阶级利益之下的极端偏激的阶级利益反应。

  对王莽通过复古改制的方式,进行的短命的土地均产改革运动,与王莽同时代的明白人也曾经对王莽有过规劝,中郎区博规劝王莽道:

  “井田制虽然是英明帝王的制度,它被废弃已经很久了。周朝的制度已经衰落,因而人民不依从。秦朝懂得顺从人民的心愿,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废除井田制,开垦闲废土地,便统一了中原,直到今天,全国人民还没有嫌弃这种制度的弊害。现在想要违反人民的心愿,回过头去恢复千百年前的卓越功业,就是唐尧、虞舜再出现,如果没有上百年的酝酿过程,也不可能实行。现在国家政权刚刚建立,全国人民刚刚归附,的确不可以施行。”王莽知道人民怨恨,便下文告说: “所有私人占有或朝廷赏赐的王田,都准许出卖它,不要用法律去限制。违犯了私自买卖平民的禁令的人,暂时一概不予追究。”

  ——引自《汉书•王莽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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