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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于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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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东宣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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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

吴于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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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于廑(1913-1993),出生于江苏宝应, 早年家境贫寒,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后来因获才得以升入,1935年大学毕业。抗战爆发后,吴于廑辗转流离至昆明,经朋友介绍,见到了时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教授。陈先生与他只谈了一个小时的话,就发现他才思敏捷,卓尔不群,当即决定他免试入学,作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

8月,停顿了数年之久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考试又重新举行,共招取16名(外加林森奖学金1名),每个学科1名,其中绝大多数为理工科,而文科只有2名,吴于廑以“特优成绩”考取了第五届留美公费生,入哈佛大学文理科研究院深造,1944和1946年在先后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此时,吴于廑先生已初步成长为一位学识渊博、融贯中西的学者,他的同窗好友、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杨联升,曾以一首归国诗相赠:“思能通贯学能副,舌有风雷笔有神,同辈贤豪虽不少,如君才调恐无伦。”

1947年,吴于廑先生应武大周鲠生校长的邀请,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国来到历史系任教。

50年代,吴于廑致力于世界上古中古史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的研究成果。

60年代,又与共同主编了中国第一部前所未有的大型教材,正式建立起中国的世界史学科。

70年代起,吴于廑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和探索中国世界史学科独立发展的道路,相继发表了《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等一系列论文,以及为《.外国历史卷》所撰写的概观性条目“世界历史”等。

 

吴于廑为新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合作主持了两批中国性世界史大学教材的编纂(4卷本《世界通史》,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人民出版社1962年初版;6卷本《世界史》,吴于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4年版),开创15、16世纪世界(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共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1990年版,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 主要论着集结于《吴于廑学术论着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中国史学界,其倡导的整体世界史观,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中国兴起”。

所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卷前专文《世界历史》、《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欧亚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是对整体世界史观的系统阐述以及运用新史观对人类历史的宏观勾勒。

诚如齐世荣先生所言,以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深入探讨,以吴于廑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

治学经验

一、治学三阶梯

吴于廑提出人生治学之“三阶梯”:宽一窄一宽。人在青年时代求学应博览群书,学历史不仅要认真阅读专业方面的“看家书”,如基本的历史典籍,而且应当涉猎与此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知识,如与经济史相关的经济学名着,与思想文化史相关的中西,避免学识单一、视野狭窄,这就是三阶梯中的第一个“宽”;中年时代的治学者已有一定的基础学养,可集中精力选择某一专题探讨,以期深入下去,在前人基础上做出自己的成绩,形成自己的学术主攻方向和治学特色。最好能在某专门领域中发现一系列连锁性研究,使专门研究赋有生命力。应力避中年治学仍方向不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浅尝辄止,事事无成。此谓之“窄”,即向专深方向发展;至相对老年阶段,由于基础知识扎实,专业研究业已取得拓进,治学者便可重新放宽视界,在专精基础上转向综合,于较大学域内提升研究界面,获取更新的成果。此谓之第二个“宽”。

二、学术转弯与学科发展

吴师晚年对转弯的益处有深刻的总结:“所谓转弯,就是多踏进一些相关的学科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开阔视野,不以一隅自限。学术上转弯,看来有不同发展的可能。一种转弯后不再回头,一种使转了弯又踏上原路。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利于祛除狭隘之弊。学历史的人,……应当力避狭隘,因此不防转转弯。”以开放的心态治学,善于从相邻学科中吸收本学科有益的成分,使推动发展的重要途径。这也就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盛行“学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yapproach)。某种学术的突破性进展,往往出现于学科的交叉点上。美国教授和教授道格拉斯·诺斯之所以荣膺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因为他们把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研究,为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诺斯与罗伯特·托马斯合着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早已为中国读书界所熟知,其中对近代早期英、法、荷兰、西班牙四国的历史比较,就吸取了人口学、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以陈序经、吴于廑先生的话语来说,也就是运用“学术转弯”的方法。

关注和推行学术转弯的人多了,便会出现相应的交流园地。吴师生前为系资料室选订的一份史学刊物《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ofInterdisci-plinaryHistory),由美国于1970年创办。与办刊悠久的《评论》等史学刊物相比,这份刊物还显得那么年轻,而且出自一所理工大学之手。然而事实证明创办者颇有人文眼光,《跨学科历史杂志》现已成为国际上主要的史学刊物之一。

三、治史与治史学史

治史者必须兼治史学史,这既是吴师本人的治学特点,也是每一位习史者应当观照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吴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包括治学方法、学术观点、历史思想以及由此完成的着述,其自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之所以如此,盖出于以下两项原因:其一,任何史家在治史过程中总离不开自己所处时代的影响。他们选择的课题、研究的侧重点和所得出的结论,总是或轻或重的带有时代的烙印。代表某一时期主要发展方向的史学流派,其着述和观点往往就是为了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其二,任何史家也总离不开史学学科发展状态的影响。“任何一个,不论他们成就或大或小,都是历史学这门学科发展链条上一个或大或小的环节。关于这一点,不一定每个从事历史学习或研究的人都很清醒的认识到。但是不论怎样,他总不得不受这门学科已有发展的影响,他的先行者的影响”。吴师强调指出,要认识治史与治史学史的关系,必须看到这两种影响。

四、“眼高手低”新解

吴于廑先生在论世界史学科建设时却借此文字赋予新解,

谓“眼在远处,手在近处,视野要开阔,研究要具体,这是从事历史学任何一个分支学科研究者能够取得成绩的必由之路”。对于这个问题,吴师的思考可谓由来已久。西方史学经兰克强调“如实记述”原则后,收集考订汇编史料在西欧各国蔚然成风。下半叶起各类国别史、专门史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是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影响下的产物,也标志着史学在西方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专门研究将史学发展引向注重历史的局部和细节,虽取得无可否认的成绩,却易于使史家的眼光偏于狭窄。当时只有少数人为之忧虑,如英年早逝、着有<英国文化史>巨篇的博克尔(HenryThomasBuckle,1821—1875)就曾说过:“人类史最不幸的特点是,各部分虽已片断地备采无遗,但却未能将其集合成整体而确定彼此之关联。”及至20世纪末叶,形态学派大师阿诺德·汤因比(ArnoldJ.Toynbee,1889—1975)更进一步指出,绝大部分西方的历史学家都在向研究细节的历史这一方加权,他们明于观木,而暗于观林,因而有必要把森林带回到人们视力的焦点。汤因比的这番议论,是在回顾自己为什么要写作考察人类历史的巨着<历史研究>时所说。正因为如此,吴师高度评价了汤因比为西方史学发展所作的“再定向”。 然而,汤因比所称的“细节的历史”,即历史的局部和历史的全局,其两者间的关系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毕竟是一个不容易处理好的问题,对于初涉史林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吴师对“眼高手低”所作的新解,为人们寻求两者的平衡提供了宝贵的思路。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辩正的史学方法论。

吴师十分强调治史者眼界要高远,特别是世界史,应当把研究重心置于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问题。他有一个颇为形象的说法,世界史要勾画的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在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之邀请所作的学术报告中,又借滇池西山的石刻旧联改作新联,认为研究世界史要“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间”,对广大世界的历史加以通观,进行全局的考察,但是吴师又指出,通观必须以对一个一个关键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不但自己要研究,还要熟悉别人专门研究的成果和着述,尽管他们不一定是从较为宽阔的广度来进行考察的。没有这个前提,通观就会流于,就不会有一种比较透彻的、在大小轻重之间能够取舍得当的通观。这实际上就是吴师所说的“手低”。

吴师曾对研究生多次谈及“眼高手低”问题。他认为,作论文,题目不宜过大,但眼界却不能偏窄。他借用兰克所说的一席话。兰克说,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两种:其一是必须乐于进入其本身具有意义的具体事物,其二是必须注意食物有普遍意义的一面。吴师认为,兰克所说的第一种品质在今天可以理解为治史者应具有“钉子”精神、能对具体课题进行深入钻研。第二种品质则要求人们不局限于就事论事,而能在比较宽广的背景下审视局部,看到局部与全局的内在联系,以全局在胸的姿态从事专题研究。受先生教诲,从事15、16世纪世界史专业学习的弟子们,多能注意从这一时期世界历史重大转折的全局出发去选择课题,在所确定的专题中又注意辛勤搜集史料,反复推敲学术思路和写作大纲,确定论文的重点和难点,努力在历史研究中作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

培养人才

吴于廑先生讲究师德,也十分尊敬自己的老师,

更善于从老师的谈话中吸取治学的营养。吴师生前多次与弟子谈及自己被南开大学经济所免试录取为研究生的经历。先生所撰《自传》中对此有更详实的记载:“冬,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一段流离失所的生活之后,我到达了昆明。当时昆明已经设立了包括北大、清华、南开在内的西南联合大学。先生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陈先生同我谈话约一小时,问了我好些问题,其中有的涉及东西方对知识的看法。谈话将要结束了,他说:‘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在恢复,计划招收几名研究生,你来吧,不用考试了。’……在他同我仅仅作了一次谈话就决定收我作研究生,这对我确实是喜出望外。”其实,这种不拘一格的录取方法,正反映了这位具有很高办学才能的学者之慧眼所在。 吴于廑先生对自己弟子的培养既宽容又严格。通过西方史学的讲授,他使学生看到长期受西方影响的世界史学科确实需要开拓和发展,尤其是摆脱西欧中心论和堆砌国别史的不良影响,有许多研究课题等待人们去探索,使后学之人看到自己拥有的学术活动空间和发展前景。

另一方面,他又以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肯定西方近现代史专业已取得的的积极成果,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在专门研究上的多方面积累,已经为世界历史的比较、综合研究准备了可以认真着手的条件。他要求学生认真研读西方史学名着,密切关注西方史学的新成果,在厘清学术前史的情况下搜集资料、策划选题,明确论文写作可以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防止枝蔓旁生,大而无当,使学生感受到哪怕在一个具体问题的论述中要取得成绩,也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他充分肯定兰克开办讨论班(“习明那尔”)的培养方法,在研究生的具体选题方面发扬学术民主,尊重作者本人意愿,不以导师的研究兴趣作取舍。凭借宽容的学术氛围和导师渊博治史的播化,其论文水准不仅获得外来专家的一致好评,而且拓宽了所在研究集体的学术层面。

弟子们的学术视野为之大开,学术思路也变得活跃起来。西方史学过去经历了哪些流变,形成了哪些史学传统,有哪些史学遗产值得借鉴?这些问题经常出现在学子的脑海里和彼此的讨论中。带着这些问题再去阅读西方学者的史着,对历史的观察就比以往深入和全面得多。事实表明,兼治史学史不仅促进了研究生论文的写作,而且作为一种基础学习,也为他们以后的治学研究提供了后劲。由于接触了风格各异、流彩纷呈的历史题材、史学思想、编纂方法、写作技巧,也有利于学子博采众长,逐步形成自己的治学特点。

吴师博士生弟子在论文基础上所出专着有:李平哗《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出版社1992年版;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博兴》,1994年版;《日本封建社会自治城市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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