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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柱:美国崛起与拓展国际空间战略的经验

刘国柱:美国崛起与拓展国际空间战略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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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东宣传处
  • 发布时间:2018-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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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崛起开始于19世纪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结束时,成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头号强国。美国之所以能够顺利崛起于列强之间,除了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外,美国所采取的不同于老牌殖民国家的拓展国际空间战略、在处理与当时的霸主英国竞合关系时的博弈技巧、以及对美国软实力的充分利用,都对美国崛起与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美国崛起的几个阶段及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与大多数强国一样,美国的崛起也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期间逐渐实现了由经济强国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转变,以及由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的过渡。美国的崛起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865-1897年,这是美国崛起的第一个阶段,在这30多年间,美国逐步奠定了自己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和区域政治大国地位。如果说在内战期间,欧洲列强如英法等国,还曾经尝试肢解美国,试图造成美国永久分裂的话,随着内战的终结和国家的统一,外部强权已经很难再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此,英国杂志《观察家》分析说:“不再有人怀疑美国是一个一流强国了。这样一个国家,冒犯它会很危险,进攻它几乎不可能。” 1在这30多年间,美国充分利用和平环境,实现了对南部的重建,将工业革命由东北部推向南部和西部,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占得先机,在钢铁、化工、机械生产等领域采用最新的科技成果,迅速实现了美国的工业化。到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再加上美国在农业上的优势,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头号经济强国。这一时期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作是“镀金时代”。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的影响力还仅仅局限于美洲大陆,属于典型的区域大国。

  

  1898-1921年,这是美国崛起的第二个阶段。1898年发生的美西战争在美国崛起过程中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是美国进入海外扩张历史时期的标志;在美西战争中,美国战胜了欧洲二流强国西班牙,确立了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大国地位;由于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菲律宾,美国在远东地区的话语权得到极大地提升,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美国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独立的对华政策--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并彻底取代了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成为包括欧洲一些国家在内的重要商品供应商。一战爆发后,美国先是采取传统的孤立政策,隔岸观火,趁机敛财。随着战火的扩大,美国加入到英法一边。一战结束后,美国直接参与了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缔造,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和国际联盟计划,体现了美国争取世界领导地位的欲望。一战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美国成为欧洲主要国家的债权国,世界金融中心由英国的伦敦转移到了美国的纽约,这是20世纪美国奠定世界金融霸主地位非常关键的一步。

  

  1922-1945年,这是美国崛起的第三个阶段。一战后,美国经济在“组合自由主义”政策指导下继续高速发展,这一势头直到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才终止。为应对经济危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出了“新政”,逐步加强了国家政权对经济的调控,美国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从30年代起,德、意、日法西斯实力日益猖獗,美国与英法等欧洲大国一起,对法西斯势力采取绥靖政策,致使一战后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逐步瓦解。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入到反法西斯阵营一边,并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主要领导和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与此同时,美国利用传统强国的削弱,竭力为掌握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领导权奠定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的建立,就是明显的标志。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格局。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台,标志着传统的欧洲大国在政治、经济上被纳入美国为龙头的世界体系之中。

  

  纵观美国崛起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崛起具有得天独厚的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为美国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首先,美国拥有绝佳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地处美洲大陆,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将新大陆与欧亚大陆隔开,两洋天险让美国远离欧洲传统强国间的政治纠纷甚至战争,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而且,美国在新大陆一枝独秀,尤其是周边没有强大的国家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这也使得美国能够长期保持较小规模的武装力量,并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经济。

  

  其次,欧洲大国间的矛盾和纷争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机会。1865-1945美国崛起的80年间,正是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大变革时期。维也纳体系崩溃后,欧洲长期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国际关系格局一直处于不断地调整过程中,新兴强国如德意志、意大利通过战争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并对传统强国不断发起挑战,这种挑战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并未能解决欧洲国家间的矛盾,分赃不均及对战败国的处分为新的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欧洲列强间的内部矛盾使美国得以放手在美洲和亚太地区扩张,并从容地拿相对弱小的西班牙开刀;列强间的战争又为美国大发战争财,提升本国的经济实力提供了机会。我们从美国的崛起过程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利益。

  

  当然,良好的国际环境只是为美国崛起提供了便利条件,如何利用这样的国际环境去拓展本国的发展空间,尚需美国外交决策者做出明智的选择。

  

  

  “新帝国”与新的帝国扩展模式

  

  

  传统列强的扩张模式,一般是以武力为手段,对具有政治、经济价值的地区实行直接的控制。欧洲列强大都曾经控制了广阔的殖民地,并为争夺殖民地进行了多次殖民战争。尤其是对于后起的强国而言,他们崛起过程都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扩充军备,对原有的强国在军事上发起挑战,通过战争手段奠定自己的霸主地位,并将对手的殖民地作为战利品据为己有。英荷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均属于这类性质的战争。但美国则不同,它在对外扩张中走得是另外一条道路:美国的扩张不以占领殖民地为手段,而是注重商业扩张,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扩张,壮大和发展美国经济,逐步取得经济霸权,并在经济霸权的基础上去争夺世界霸权。美国“新左派”外交史学家沃尔特·拉菲伯将这种不是通过在政治、经济上控制殖民地,而是通过贸易手段进行扩张而建立起来的帝国称为“新帝国”。

  

  美国的这种扩张模式渊源于美国立国之初的商业精神。美国的前身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本身就是英国商业资本扩张的产物,在美国独立前形成了以新英格兰地区为中心的发达的商业体系。美国独立战争,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考虑,就是要维护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独立后美国对欧洲长期奉行孤立政策,也仅仅是将孤立局限于政治领域,任何一届政府都非常重视美国的商业扩展,维护商业的独立发展也成为独立初期美国外交的主要线索。从内战结束到二战爆发,在海外寻找商品市场成为历届美国政府对外交往的中心内容。拉菲伯甚至将1865-1913年的美国外交称为“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即:争夺海外市场,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因。

  

  第一个系统阐述美利坚商业帝国构想的是林肯政府的国务卿威廉·西沃德。西沃德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发展商业,在他看来,商业是一个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文明进步和帝国扩展的主要力量,美国要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必须控制世界的贸易,因为政治霸权随着商业优势而来。而发展商业又必须以控制海洋为前提,海上帝国才是“惟一真正的帝国”。西沃德被视为19世纪美国帝国主义的中心人物,奠定了19世纪后期美国对外扩张的基础和方向。通过商业扩张建立门户开放式的商业帝国,成为一战前美国海外扩张的主要模式,这一模式也决定了同一时期美国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的特点。

  

  首先,美国海外商业扩张的主要方向是在亚太地区。在新帝国的设计师看来,未来商业帝国的中心是在亚洲和太平洋,“太平洋上的贸易和商业就是世界的贸易和商业”,“太平洋和他的海岸岛屿以及海外的广阔土地”,将成为“这个世界更伟大未来的主要舞台”,美国只有控制了亚洲市场,才能成为“现存各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并且比已存在的国家都强大。” 2美国企业界的看法也大同小异,铁路大王詹姆斯·希尔曾公开指出:“如果回顾世界商业史,你就可以发现,谁控制东方贸易,谁就掌握了世界的财富。” 3对亚太市场的迷思主导了内战后一系列的美国重大外交行动,购买阿拉斯加、逐鹿萨摩亚、攫取夏威夷、发动美西战争夺取关岛和菲律宾,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等等,目标只有一个--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商业霸权。

  

  其次,商业扩张不仅仅是是经济行为,它也需要必要的政治军事行动的配合,在亚太地区的商业扩张,更需要一支不断壮大的海军的保护,因而,发展海上实力,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拓展国际空间的重要手段。为因应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商业扩张,美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着手实施“大海军计划”1882年8月,美国国会批准建造两艘新型战舰,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如优质钢板、旋转炮塔等;到90年代,美国更是开始了大规模建立现代海军的历程,从1890年到1900年的10年间,美国共有15艘一流的战列舰下水,美国海军的实力也从1880年世界第12伟跃升为第三位,仅次于英国和法国。经过一战的洗礼,美国的海上实力更为壮大,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海军取得与英国拥有相同吨位主力舰的权利,终结了自击败“无敌舰队”以来大英帝国延续333年的海上霸主地位。可以说,海军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张的主要力量。

  

  第三,与在亚太地区的扩张相对应的是,美国对欧洲采取了孤立主义外交战略。对欧洲的孤立主义外交,是自美国建国以来的基本国策,也可以视为美国特色的韬光养晦战略。孤立主义的历史“同英国在北美大陆首次殖民一样古老。” 4地理上同旧大陆的隔绝是北美人产生孤立情结的初始因素,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压迫和掠夺、以及独立初期欧洲国家对新生美国的政治经济威胁是孤立主义情绪迅速高涨的重要原因。在华盛顿政府末期,孤立主义正式上升为美国外交的基本准则。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在宣布退出政坛时发表了致全国人民的《告别词》,系统阐述了孤立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分析说:“我们对待外国应循的最高行为准则是在扩大我们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通过人为的纽带把自己卷入欧洲政治的诡谲风雨,与欧洲进行友谊的联合或敌对的冲突,都是不明智的。……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 5这不仅是华盛顿为自己两届政府对欧洲外交所做的总结,也是为未来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所做的筹划,它成为二战前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一项主要原则。在二战前的美国外交史上,虽然也有包括总统在内的政治人物试图改变孤立主义外交传统,但往往会在国内遇到强大政治压力而被迫退回到孤立主义外交传统中。只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加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孤立主义外交才宣告终结。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正是美国登上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后一级台阶。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与同时期东方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不同,它从一开始就只是具有相对的含义:从孤立主义的内涵来说,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仅仅局限于不卷入欧洲的政治纠纷,但它鼓励与欧洲国家进行积极的经济和贸易往来,如国会内著名的孤立主义领袖威廉·博拉所言:“在贸易和商业方面,我们从来不是孤立主义者……在金融问题上,我们从来和将永远不会是孤立主义者。” 6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美国往往能利用欧洲国家间的纷争和战争,在“中立”的幌子下,同对立的双方做生意,大获其利。从这一角度看,孤立主义外交不仅使美国避免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甚至战争中,为美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且也为美国对欧洲的商业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政治上的韬光养晦带来了经济利益的扩展,而美国对欧洲经济优势的确立又必然会带来对欧洲的政治优势。

  

  概括而言,所谓“新帝国”的拓展模式,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道路。

  

  

  同强权相处之道与美国崛起之路

  

  

  大凡后进国崛起,往往会受到原有强权的遏制,而后进国也往往会主动向原有强权发起挑战,双方矛盾与冲突必然会导致战争的爆发,其结果或是后进国被原有强权遏制,或是原有强权被后进国所取代。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属于前者,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属于后者。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尽管享有优越的国际环境,但如何与当时的强权相处,将当时强权对自己崛起的不利因素将到最小,却也是美国决策者必须考虑的。这犹如一个赌局,美国手中握有一把好牌,但要赢得赌局还要有漂亮的玩技。在这一问题上,美国走了一条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完全不同的道路,也取得了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完全不同的结局。

  

  在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它所面临的最大对手无疑是大英帝国。在上个世纪之交,英国已经成为亘古未有的最大帝国,拥有12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占世界1/4的人口,仅仅从1870-1900年的30年时间里,帝国的土地就增加了425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6600万。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分析说,“如果确实有某个国家企图称霸世界,那就是英国。事实上,它不仅是企图称霸世界,而且是已经称霸世界。” 7从这一角度看,英国是从19世纪后期到二战前可以给崛起中的美国造成最大危害的惟一强权,如何与这一强权相处,最大限度的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考验着这一时期美国的外交决策者。对此,美国则是根据英美双方的核心利益与共同利益,选择了合作与竞争的原则。

  

  对于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而言,它的核心利益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保持欧洲的均势,避免欧洲大陆出现压倒性强权,从而威胁英国的安全;其次是海上权利,即维持一支超强的海上力量,避免任何海上强权挑战大英帝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再次,保证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庞大殖民地的安全。很显然,在美国的崛起过程中,它对英国的核心利益是采取了尊重和避免冲撞的态度。

  

  在对欧洲政策上,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外交,避免卷入欧洲的纠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也是长期游离于战争之外。当德国发动潜水艇战后,美国则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英国一边,共同对德作战。在战后如何处置德国这一问题上,美国与英国基本保持一致,均不赞成对德国进行严厉的处置,从而引起欧洲大陆力量对比的失衡。在法西斯势力兴起后,美国则是与英国一起执行“绥靖”政策,其出发点同样是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在对待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这一问题上,尽管美国从19世纪后期开始加强自己的海军,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海军仍然难以望英国的项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实力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但美国依然没有挑战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甚至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威尔逊总统还曾公开发表声明,称“基于英国地理位置的事实和由于它的历史传统,在所有海军问题上,必须承认它享受特殊利益。” 8只是到了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才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大英帝国在经济上的困境,取得了海上实力方面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而在对待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问题上,鉴于美国追求的是“门户开放”式的商业帝国,所以不存在对殖民地的追求;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所追求的多为战略要地,这些地区或保持独立如夏威夷、或为欧洲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如菲律宾和关岛,惟一引发英美矛盾的萨摩亚也以英国的让步而告终。不过,位于北美的英属加拿大是个例外,自独立战争开始直到内战结束,美国一直试图将加拿大纳入合众国,甚至内战结束后,一些美国政客还希望英国把加拿大交给美国,作为内战时期英国对美国所造成损害的补偿。不过,到1870年底,美国总统格兰特明确指示国务卿菲什,不再考虑考虑通过谈判来实现兼并加拿大的目的。加拿大问题的解决,使得殖民地问题在二战之前的美英关系中未引起任何麻烦。

  

  正是由于美国对英国核心利益的尊重,使得英国并未将崛起中的视为对手,也未对美国的崛起进行遏制。英国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甚至在演说中呼吁美国与英国结为同盟。

  

  除了尊重和照顾大英帝国的核心利益外,美国还寻求与大英帝国的共同利益,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与英国合作的政策,突出表现在中国问题上的合作。实际上,从鸦片战争英国敲开中国门户开始,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就采取了与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的“合作政策”,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列强对华“修约”外交,主导者即为美国。“修约”外交失败后,英法两国再度诉诸武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则是在中立的幌子下实行“渔人”外交,美国战舰甚至在英法舰队处于下风时以“血浓于水”的口号,直接加入英法海军对大沽炮台的炮击。与列强的合作政策一直维持到1899年,这一年,美国第一次提出了独立的对华政策--门户开放政策。但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同样具有浓厚的英国背景,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比米斯甚至认为,“中国门户开放与其说是一项美国的政策不如更加强调地说是一项英国政策。” 91899年3月,英国政府首先秘密邀请美国,在反对任何外国可能破坏中国门户开放的行动方面合作。此时,刚刚通过美西战争而成为远东强权的美国同样为列强瓜分的行为忧心,担心如果中国被瓜分,美国对华贸易的广阔前景将由于瓜分者的限制而烟消云散。英国的提议让美国国务卿约翰·海认识到,门户开放政策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英国利益,但由美国独立提出才更符合美国长远利益。自然,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后也得到了英国的认可。发展与头号强权的共同利益,无疑会奠定双方合作的基础,并减少矛盾和对立的因素,从而为自身的崛起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尊重英国的核心利益、发展与英国的共同利益,并不意味着要牺牲美国的核心利益,相反,美国为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是不惜站在英国的对立面并与之发生冲突的。在拓展国际空间方面,美国的核心利益主要是在拉丁美洲。自门罗宣言发表,美国一直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强烈反对欧洲列强的染指。只是由于自身实力的原因,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英国尽管只是在中南美洲保持几小块殖民地,但却在这一地区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英国希望维持对拉丁美洲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并在中美地峡运河的开凿方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这必然导致与美国的对立与冲突,双方冲突影响最大的一次是委内瑞拉危机。

  

  委内瑞拉危机是美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起因是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之间的领土争端,而委内瑞拉政府自1876年起一直请求美国斡旋,但美国的几次调停建议均遭到英国的拒绝。1895年4月,美国借索取赔款之机,强行占领了尼加拉瓜的科林托港和海关,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克利夫兰政府将科林托港事件和委内瑞拉事件作为加强门罗主义和争夺拉美市场的契机。1895年7月20日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向英国递交了一份关于委内瑞拉问题的照会,要求英国尊重门罗主义并接受美国的调停,他声称:“美国在本大陆实际上拥有最高权力,对其干预范围之内的臣民而言,他的命令就是法律。” 10这份照会被美国总统克利夫兰誉为当时威力最强的“20英寸口径的大炮”。英国并未意识到奥尔尼照会的严重性,在回复中拒绝承认门罗主义是国际法,也不承认与委内瑞拉的领土争端涉及到美国利益。对此,美国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克利夫兰总统宣布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由美国独立调查英委领土争端并将调查结果付诸实施。与此同时,英国的傲慢在美国国内激起了战争狂热,英国驻美大师庞赛福特在给国内的报告中称“在国会和公众中有一种只能被称为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 11此时,大英帝国在欧洲和非洲正面临全力“争夺阳光下地盘”的德国的挑战,显然没有必要为英国的非核心利益与美国交恶,遂接受了美国的调停建议。自委内瑞拉危机之后,在涉及拉丁美洲的问题上,英国对美外交基本上一直采取妥协政策。1900年,美国迫使英国以《海--庞赛福特条约》取代1850签署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取得了单独在中美地峡开凿运河的权力。到1900年前后,美国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最终得以确立,成为典型的区域大国。

  

  美国在对英外交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体现了一个新兴大国与老牌强权的相处之道,在拓展国际空间的道路上,美国把手中的牌发挥的淋漓尽致,终于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一举取代英国,完成了由地区强权向世界强权的过渡。

  

  

  

  软实力与美国战略空间的拓展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将国家实力分为两种,一种是“硬实力”(hard power)指“一国进行购买和聚合的经济军事能力”,另一种是 “软实力”(soft power),指一国“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感召而加以吸引的能力。” 12“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达己所愿的能力。……如果我国的政策在他人看来是合理的,我们的软力量就自然得以增强。” 13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就十分注重软实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被注入了浓郁的理想主义和道德色彩,从而有别于老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权外交政策。这类政策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罗斯福总统的睦邻政策以及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非殖民化传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提出的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十四点计划”。“十四点计划”是威尔逊总统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总体构想,但基本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公开外交,反对任何秘密国际谅解;第二,自由贸易或门户开放,包括公海航行绝对自由和排除一切经济上的壁垒两方面内容;第三,民族自决,“对所有有关殖民地做出自由的、坦率的和绝对公正的调整……在决定所有这样的主权问题时,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与通知权待定的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重视”;第四,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机制,包括控制军备和建立国际联盟两方面内容。 14尽管十四点计划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而且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重建世界新秩序的计划,尤其是难以得到老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如英法等国的支持,但对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以及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居于弱势的国家而言,十四点计划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不仅中东欧国家对威尔逊的建议反响强烈,当时中国的进步人士也多为之欢呼。如梁启超将威尔逊倡导建立的国际联盟说成是实现“将来理想之世界大同的最良之手段”;蔡元培把“十四点”视为“武断主义的末日、平民主义的新纪元”;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则是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威尔逊外交的普遍看法:“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 15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中国人将美国视为中国真正的朋友,寄望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主持正义,帮助中国维护权益。十四点计划给美国外交带来了巨大影响,有助于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交友化敌。

  

  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则是对传统上美国干涉拉美政策的反思和调整,他在就职演说中宣示:“在对待世界上其他国家方面,我将使我国奉行睦邻政策,决心尊重自己,从而也尊重邻国的权力;珍视自己的义务,也珍视与所有邻国和全世界各国协议中所规定的神圣义务。” 16

  

  根据罗斯福总统本人总结,睦邻政策的核心有两个方面,第一,消除拉美国家对美国在领土和财政方面侵略和干涉的恐惧;第二,在西半球所有国家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尽管罗斯福政府在外交实践中并没有完全实现睦邻政策的初衷,但确实也减少了对拉丁美洲的军事干预,使得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睦邻政策不仅为美国外交在拉丁美洲赢得了好名声,也为美国赢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到1935年底,美国棉纺织品出口的54%,钢铁出口的55%,皮革、橡胶、电器和其他轻工业品出口的33%、汽车出口的22%都是输往拉美国家,1933—1938年美国对拉美的出口额从2.44亿美元增加到6.42亿美元。 17

  

  非殖民化实际上是美国对外政策史上的一个重要传统,美国本身就是摆脱英国的殖民压迫才取得独立的,因而对殖民统治有着本能的厌恶心理。西属拉丁美洲国家掀起独立运动时,美国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当从欧洲传出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美独立运动的风声时,门罗总统适时地推出了门罗宣言,其主要原则之一便是“不再殖民”原则,即欧洲国家不得将已经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变为它们的殖民地,也不得再在新大陆进行新的殖民活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推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尽管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包含着改变传统殖民主义结构的内涵;而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计划中的民族自决理论,其出发点同样是改造旧的殖民主义体系,只是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担心英法等欧洲强国会妨碍国际联盟的成立,只好放弃了他所提倡的“民族自决权”。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老牌殖民国家均要指望来自美国帮助的大背景下,罗斯福总统再次将非殖民化与民族自决问题提出来。在罗斯福的主导下,“尊重各民族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被写入了《大西洋宪章》。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分别与蒋介石和斯大林讨论了殖民地问题,强调印度支那、缅甸、马来西亚和东印度群岛建立自治政府的重要性。而早在罗斯福第一届政府时期,美国就推出了菲律宾实行非殖民化的时间表,规定1946年7月4日为菲律宾独立的时间。

  

  不可否认,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非殖民化传统并不是体现了美国政府的乐善好施,其出发点首先是利己主义,如门罗宣言所代表的是美国对欧洲势力的排斥,以及将拉丁美洲变为美国势力范围的企图;门户开放政策更多的是强调“机会均等”和“自由贸易”观念,目的是为美国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创造一个更佳的环境;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政策同样包含着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扩展到地球落后地区的想法;而罗斯福也承认,美国的商业和资本将从非殖民化中受益。将强烈的自我经济利益混杂其中,是美国外交史上非殖民化思想与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同样不能否认,与欧洲老牌的殖民主义政策相比,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非殖民化传统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处于殖民统治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而言,也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和追求,这一传统和政策所体现的,正是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一面。作为一种软性的力量,它每一次出击,往往会在欧洲列强的强烈反对下无果而终。但它对唤醒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独立意识,加速殖民体系的崩溃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正因为这一点,很多美国政治领导人如威尔逊、罗斯福以及战后的肯尼迪总统等,在亚非殖民地和新独立的国家享受相当高的声誉,这也使得很多新兴国家在取得独立后热衷与美国发展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使得美国的影响力在这些国家进一步扩大。

  

  

  

  (作者系浙江大学世界史所所长、教授;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特约理事)

  

  

  1 Bradford Perkin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Ⅰ,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30.

  

  2 见刘国柱《西沃德、佩里与美利坚太平洋帝国》,《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第67页。

  

  3 Julius W. Pratt, Expansionists of 1898: the Acquisition of Hawaii and the Spanish Island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6, p.271.

  

  4 Donald F. Drummond, The Passing of American Neutrality, 1937-194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5, p.1.

  

  5 聂崇信等译:《华盛顿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4-325页。

  

  6 Manfred Jonas, Isolationism in America, 1935-194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 p.149.

  

  7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18页。

  

  8 王晓德:《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9 S.F. 比米斯:《美国外交史》(叶笃义译),第三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10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3, p.175.

  

  11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美国外交政策》(李庆余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页。

  

  12 Joseph S. Nye,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78, July-August1999, pp.22-35.

  

  13 约瑟夫·奈著:《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2页。

  

  14 Woodrow Wilson,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on the Conditions of Peace,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65405&st=&st1=#axzz1VBBd0Cb4

  

  15 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16 Franklin Roosevelt, Inaugural Address,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4473&st=&st1=#axzz1VBBd0Cb4

  

  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页。

  

  

  (本文发表在《当代世界》杂志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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